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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它完成了第一輪迴圈,在野蠻人的統治下,它完成了第二輪的迴圈。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6。
勒龐用“集體的暴政”稱呼法國大革命一個世紀的暴亂和革命後發生的巨大變化:“個人的暴政為集體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後者是強大的,難以摧毀的。”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勒龐指出的集體的暴政即“多數人的暴政”。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14)
然而,受到長期等級壓迫的法國人甚至認為“個人的專制似乎是難以忍受的,而集體的專制則可以接受,儘管它導致的後果一般來說要嚴重得多。”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早在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柏克就指出,法國這種自稱的“純粹民主制”正在“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地變成一種有害而不光彩的寡頭政治”。[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64頁。
另一方面,民主的暴政又容易導致個人的暴政。修昔底德曾經指出雅典的真相:“雖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實際上權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古羅馬]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65頁。法國大革命亦不幸地落入這一命運。當羅伯斯庇爾真誠地呼喊“我就是人民!”時,對權力的自信終於使這位“不可腐蝕者”落入了“朕即國家”的窠臼。當那些因為人民對他們鼓過掌的人,反過來以是否對他們
鼓掌來判定他人是不是人民時,人民作為一個目的就再也不存在了,人民被當作個人野心的手段,成為掩蓋罪行的遮羞布,招搖撞騙的護身符。
馬斯洛憑直覺發現,那些追求權力的人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壞人,但權力一旦到手,“往往使人向壞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往好處變”。A。H。馬斯洛:《權力主義的性格結構》,載《洞察未來—A。H。馬斯洛未發表過的文章》,[美]愛德華·霍夫曼編,許金聲譯,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勒龐亦持此觀點,他指出,“任何一個階級——不管是貴族、教士、軍人還是普通老百姓,一旦大權在握,它很快就會奴役其他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5。
正是因為純粹的民主制使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可以大權獨攬,因此,純粹的民主製為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