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責任

第2部分 (第1/4頁)

重大的國家成就的篇章：在短短30年裡脫貧人口達到5億。

然而，全球化力量一方面將整個世界連為一體，另一方面也將世界撕成碎片。2008年秋髮生的金融危機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動盪能夠影響半個地球之外的經濟增長。核技術、核知識的擴散意味著，對於恐怖分子來說，致命武器已經是唾手可得的東西。技術使得資訊和資本可以在全世界迅速傳播，但同樣的技術也可以被國際犯罪分子用來獲得非法利益。增加世界一個地區能源補貼會引發食品價格飆升，進而導致許多國家出現饑荒和社會*。國際航空事業提供的便利和航班的增加也加快了新的致命性傳染病的傳播。

全球化的直接結果是深化了相互依存。美國的繁榮與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世界其他國家政府和人民是否採取行動。但是，美國對外政策依然沒有把握這一簡單的事實。

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如果你需要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合作，以保障你自身的國家安全，你就要傾聽他們的意見。也許，他們沒有在你的國家裡的選舉權，但是他們可以影響到你的對外政策是否成功，甚至影響到你在動盪時期是否有足夠的金融資源來拯救你瀕臨破產的銀行和工業。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本書是“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以上問題的認識是撰寫本書的根本出發點，也是如何撰寫本書的基本思路。

布魯斯·瓊斯　（Bruce　Jones）　和斯蒂芬·斯特德曼　（Stephen　Stedman）　在2003—2005年間曾經為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科菲·安南　（Kofi　Annan）　工作過，提出了對1945年建立的聯合國以及更為廣義的全球安全體系進行改革的最全面的報告。我們認真分析了國際安全與發展領域裡合作的長處和不足；　比較清楚地辨析了哪些合作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如果用美國的俗語講，也發現了哪些國際機構已經過時。

我們還發現了關於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秘密。華盛頓每天都在使用國際組織來幫助保護美國人。我們看到，美國決策者對這些組織的表現十分失望，同時也希望這些組織能夠更加高效有力。最終，我們看到的是，美國決策者雖有這樣的期望，但他們將這種期望轉化為現實的思路和能力卻是大大不足。

在一個又一個的問題上，無論是核擴散、地區衝突、扶貧減貧，還是預防致命性疾病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原本可以透過合作得到的收益只能停留在談判桌上議而不決。誠然；將這一切完全歸咎於美國政府是不公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這的確是華盛頓處理問題的失誤所造成的。美國往往不關心其他國家的重大利益，不關心其他國家的恐懼和期望。

斯特德曼和瓊斯在撰寫提交聯合國秘書長的政策建議期間，走遍了世界各國。我們兩人走訪了個人、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詢問對國際社會最大的安全威脅是什麼。透過這些活動，我們學到了一個雖簡單卻十分寶貴的道理：由於所處的地域、持有的權力、發展的水平不同，人們對威脅的認識也大相徑庭。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權力和責任》　前言（2）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在非洲諮詢安全威脅問題的時候，與非洲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討論過，他們一次也沒有提到恐怖主義災難的威脅。他們要討論的是貧窮和致命性疾病，尤其是瘧疾和艾滋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數以千萬的人因之喪生，數以千萬的兒童因之變成孤兒，在一些非洲國家，艾滋病將人的壽命減少了40多年。

我們三人第一次見面是在為2005年世界首腦大會做準備的協商會議上。當時，斯特德曼是安南秘書長的特別顧問，負責與各國政府協調，促請它們接受安南秘書長關於聯合國改革的建議。瓊斯是斯特德曼的副手，專門負責關於建立一個新的聯合國和平建設委員會（Peacebuilding　mission）以及和平建設保障辦公室（Peacebuilding　Support　Office）的磋商事宜。而卡洛斯·帕斯夸爾（Carlos　Pascual）時任美國國務院負責重建和穩定事務的協調員，主要是涉及這些問題的美方聯絡員。基於對美國製定和實施政策的失望，帕斯夸爾表達了一種觀點：世界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但是，美國的決策機制和方式卻沒有發生變化。

帕斯夸爾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曾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負責前蘇聯事務。他很早就意識到，有效的美國政策正面臨著新的挑戰。對美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