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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頒佈的被第三次修改後的黨章把和平共處稱作“國際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這一提法向每一個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共產黨員表明：“和平”（不是資產階級的和平，而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義上的和平）意味著社會主義陣營的最終勝利。換句話說，將來與帝國主義軍事較量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赫魯曉夫根據核武器出現的現實，對列寧關於同帝國主義的戰爭不可避免之說做出修正，但這種修正並未完全排除這種戰爭的可能性。但是，隨著蘇聯改變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軍事力量的對比，在蘇軍變得銳不可當時，帝國主義國家領導人便不敢使用核武器。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戰爭才可以避免。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還要探討核武器的作用，但在這裡就必須注意到赫魯曉夫的修正。“作為國際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和平共處”再次成為蘇聯軍事計劃的政治框架，一直到1987年戈爾巴喬夫對和平共處的概念做出重大修正。
第5節。蘇聯戰爭觀的要義
蘇聯戰爭觀的要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年月裡，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後，蘇聯的軍事計劃一直基於如下設想：世界大戰可能爆發；而一旦爆發，蘇聯及其共產黨盟國——特別是華沙條約組織盟國——將面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巨大的敵對聯盟。此計劃的另一出發點是，堅決在衝突一開始就打進攻戰。以進攻為主的這種信念可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根據時任陸海軍人民委員米哈伊爾伏龍芝的提議制定的典型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原則。斯大林在1938~1945年期間曾背離這一正統思想。這當然是很尷尬的事情，蘇聯官方極盡歪曲之能事將這段歷史解釋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軍元帥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在《軍事戰略》一書中考慮到核武器、火箭和控制論的出現及其對戰爭性質的革命性影響，再次確立了進攻的主導地位。蘇軍總參謀部依此為指導，在制訂計劃時把作戰任務明確為迅速攻入歐洲和東北亞，甚至攻入西南亞和中東（不過這種可能性較小）。計劃還要求考慮到能夠經受得起美國對蘇聯本土的核打擊，以及用核武器打擊美國的問題，最後還要求考慮到如何對付並最終擊敗美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軍的問題。
這些任務都很艱鉅，比“力量均勢”的傳統戰略的要求艱鉅得多，比基於對蘇聯國土的實際軍事威脅的現實主義估計所提出的任務要艱鉅好多倍。首先需要一支龐大的軍隊，其結構與美國和北約的軍隊截然不同，後者旨在戰爭開始時進行防禦，仗打起來再動員大批地面部隊。很明顯，蘇聯的初期目標是在某些型別的武器和部隊方面，如炸彈、彈道導彈和潛水艇等，同美國和北約打個平手。但在其他武器和部隊的數量上，他們認為僅僅是平手顯然是不夠的，蘇聯的新型坦克、火炮、防空導彈、戰術導彈、戰術戰鬥機等武器的數量應當大大超過美國和北約。不過這裡仍存在以下問題：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打多久？戰爭的哪個階段和那一次戰役將具有決定性意義？何種部隊將起關鍵作用？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答案將對蘇軍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據意識形態做出的答案要求建立一支極其龐大的現代化軍隊。
意識形態劃分出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也就明確了將來敵友的數量與地理位置，同時也明確了要以進攻為主，因為1920年代伏龍芝就是主要依靠意識形態取得了當時那場是否要以進攻為主的大辯論的勝利的。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影響到對軍隊數量和質量的要求。美國在新技術領域領先，使軍備競賽帶上了“作用與反作用”的色彩，不過它只能說明蘇軍的部分特點。美國只有18個現役師和10個後備役師，很難解釋是它促使蘇聯建立能迅速部署200多個師的地面部隊規模。同樣，美國和北約防空部隊的規模很有限，也不是蘇聯裝備幾千枚地空導彈系統的理由。蘇聯之所以建立如此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雖有地域差別和進攻及防守的方案等原因，但只有官方的意識形態才能對此提供充分的理由。
有些西方分析家把蘇軍異乎尋常的巨大規模解釋為軍種間互相爭鬥的結果。誠然，採訪原蘇聯軍官和黨的官員後會發現蘇軍複雜而強大的官僚體制，但還不是美國國防機構那種官僚政治的翻版。1950年代在美國，看上去似乎是國防部驅使軍工系統滿足其對新設計的武器的需求；但到了1970年代後期，卻變成軍工系統將其產品強加於國防部，而對方往往不太願意接受。蘇聯建軍的某些重要方面可以用官僚體制的結果來解釋，但造成這種官僚體制的原因首先要從意識形態上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