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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使人們對這些問題對蘇軍的負面影響的估計更加不足。
不論事實真相如何，當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10月17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從阿富汗撤軍的設想時，他大聲宣讀了幾封使人潸然淚下的信，這些信來自戰士們的母親，是控訴戰爭的。他在評論這些信件時說，所有的信件都圍繞著這樣一個主題：“這是國際主義義務嗎？以誰的名義進行這場戰爭的？阿富汗人需要這些義務嗎？它值得我們的孩子們（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被送到那裡，為什麼而戰鬥，為何要殺死老人和小孩）為之獻身嗎？你們（蘇聯領導人）為什麼要將剛剛入伍計程車兵投入戰場，讓他們面對用最好的武器和最好的訓練武裝起來的職業殺手？他們只需用十個人就能對付我們一個齊裝滿員的旅。”這條資訊非常清楚：“政治局犯了錯誤，必須予以糾正，而且要儘快糾正，因為每天都要犧牲寶貴的生命。”誠然，這是典型的戈爾巴喬夫式的做法，是為了達到政策的目的而導演的戲劇表演，然而，戈爾巴喬夫竟然能進行這樣的表演，說明這場戰爭對蘇聯社會的衝擊相當大。
第14節。阿拉木圖的“民族主義騷亂”
阿拉木圖的“民族主義騷亂”
丁穆罕默德庫納耶夫是戈爾巴喬夫對黨內高階官員進行清洗的早期受害者之一，他曾擔任哈薩克共和國黨委第一書記達20多年，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86年12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免了他的職，由在哈薩克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俄羅斯人根納季科爾賓取而代之。而科爾賓能擔任此職，主要是因為他與利加喬夫、謝瓦爾德納澤和戈爾巴喬夫的關係密切。公眾對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嚴格執行紀律，據說1970年代在喬治亞工作期間，他曾在謝瓦爾德納澤的指導下學到了懲治腐敗的有效方法。
任命俄羅斯族人領導哈薩克共和國的共產黨，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引起了暴亂。1986年秋天，“公開性”還沒有形成氣候，因此官方的審查制度只允許對該事件有選擇地進行報道。此外，外國記者訪問阿拉木圖的要求被拒絕。
宣佈科爾賓任命的當天，抗議的人群就聚集在市內主要廣場上並徹夜滯留。第二天，當內務部的部隊試圖用鐵鍬和軍犬驅散人群時，騷亂爆發了。廣場上的人群開始有組織地鬧事，據英國《衛報》報道，示威者有萬人之眾。他們圍攻黨的機關後，衝進了兩所監獄，釋放了被關押的犯人。在騷亂的第二天，由於內務部的部隊無法控制局勢，軍隊接到了進入該市的命令。陸軍部隊乘坐裝甲車開進了市區，並佔領了據說向示威者提供支援的一所大學。軍隊的嚴厲行動很快制止了大部分騷亂。
黨中央馬上採取了控制破壞範圍的策略，並從莫斯科向阿拉木圖事發現場派出了以政治局委員米哈伊爾索羅緬採夫為首的中央調查組。（1986年）12月19日，蘇聯媒體上才出現了對騷亂事件較為詳細的報道，把該事件描述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進行的街頭鬧事。示威學生被描述成喝醉酒後參與了搶劫和毀壞他人財產的行動，其內含的意思當然是沒有政治上的動機。據官方的這篇報道，只有一名警察和一名示威者死亡，但非官方訊息靈通人士堅持認為，死亡的人數要大大高於這一數字。索羅緬採夫在阿拉木圖停留期間，在公共場合露了幾次面，一再強調黨和國家的權威以及更好地進行國際主義教育的必要性。接下來便是嚴厲的司法審判，兩名學生示威者被行刑隊執行槍決，四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一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
戈爾巴喬夫及其政治局對這起事件反映出來的強烈的民族感情，做出了明顯錯誤的判斷。中亞地區黨的領導人的腐敗是人所共知的。烏茲別克共和國黨中央書記沙拉夫拉希多夫就於1984年被免了職，因為他及其周圍的一幫人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在該共和國的腐敗達到了最嚴重的程度。很明顯，戈爾巴喬夫認為中亞共和國因為有伊斯蘭文化背景，種族混雜，因而缺少真正的民族主義感情。示威者的行動極有可能不是自發的，而是受到了庫納耶夫的支持者的唆使，因為那些人已意識到他們的特權地位將會失去。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莫斯科黨中央和阿拉木圖黨的領導迅速採取了行動，使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但在以後的少數民族騷亂事件中，他們採取的行動並沒有這麼有效。
發生了騷亂需要軍隊出面維持秩序，但由於媒體沒有對血腥鎮壓進行詳細報道，因而這起事件對於沒有親眼看見鎮壓場面的人來說幾乎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公眾沒有進行抱怨，所以國防部的高層領導便準備將處理這類事情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