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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細，有的專管服務，有的專司衛生，有的專看泵房……同時還有了一套比較嚴格的規章制度。這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新式飯店了，英文稱為“Hotel”。中國員工大都沒有正經學過英文，於是就用漢字注音，用京腔京韻的“洋涇浜”式英文稱為“好太樓”，倒也像那麼一回事。
當時，能和北京飯店的規模、檔次相比的只有希臘人經營的六國飯店。為了滿足接待外國人的需要，六國飯店翻新加蓋了一層，當時《京華百二竹枝詞》中有一首描寫六國飯店的，詞曰：“飯店直將六國稱，外人情態甚驕矜。層樓已是凌雲漢，更在層樓建一層。”
另有註解：“六國飯店在中御河橋橋邊，層樓摩天，已極宏。今復加一層，知欲窮千里目者，必當乘興而上也。”
然而，北京飯店不僅比翻新加高後的六國飯店還要高。而且在當時中國早期的一批高階飯店，如上海的“禮查飯店”，“一品香旅社”；天津的“利順德”大飯店中，它也是雄踞第一的了。
為了管好飯店，中法實業銀行以募集來的股本，成立了北京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法國人還把幾個中國人提為了領班，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邵寶元沒有被提為領班。別人感到奇怪，他自己也想不明白。那時中國員工根本不能向法國經理提意見，他只能把委屈憋在肚子裡。沒過兩天，那位一見面就要他留下來的法國人卻對他說：“邵，別人要想提升你當領班，可是我認為你當簿記更稱職，因為我們的賬目都是用法文記的，而你是為數不多的，懂得法文的中國人之一。這項任命拉費勒經理已經同意了。如果你不反對的話，現在起就可以擔任這一新的職務了。”
和法國人打了多年交道的邵寶元明白，法國人說話是很客氣的，一般都是用商量的口氣，“抱歉”，“對不起”，“如果您不反對”等等，經常在嘴邊掛著，即使對中國員工也是如此。而實際上，他們在對下屬使用這些“文明禮貌用語”的時候，他們所說的內容卻是不容更改的。再說，相比之下，當法文簿記，也算是不錯的差事。那時，飯店的高層和中層管理人員都是法國人，中國人能幹到這個位置就算是很高了。
從此，邵寶元就成了北京飯店的法文簿記，如果套用現在的話，也算得上是“白領”了。
亂世中的“諾亞方舟”（1）
哪裡有一條真正的諾亞方舟？
董事會上的爭辯，飯店外響起了槍聲，一根辮子被齊根揪了下來……
無論對中國還是對西方國家，1917年都是多事之年。歐洲戰場上，風煙正濃，戰火正酣，中國的政局也是亂紛紛。在北京飯店一間鋪滿栽絨地毯，擺著真皮沙發和橡木大圓桌的會議室內，卻是雪茄與香菸吐霧，美酒共咖啡飄香。中法實業銀行的高層決策者正在召開重要會議，商議下一步的投資計劃。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進一步擴大對北京飯店的投資。
一位董事正在發言，他說：“諸位，我認為現在擴建北京飯店是絕對錯誤的。眾所周知，現在的中國政局就像狂風惡浪中的一條小船，而且是一條丟失了舵和槳，千瘡百孔的小船。清朝皇帝剛下臺，袁世凱又當上了皇帝，可是當了僅僅83天，又完蛋了。然後又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如果把股東的錢放在這樣一條大風大浪中的小破船上到處漂流，誰能放心？”
另一位董事會成員冷嘲熱諷地說：“與其現在擴建北京飯店，倒不如為中國的有錢人造一條諾亞方舟，當中國陷入一片混亂的時候，我們可以用高價向他們兜售這條方舟的船票，保證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才是一個最好的投資專案。”
不少人同意他們的意見，可是法方經理裴諾德卻冷冷地看著他們。直到反對投資的人把話都說完了，裴諾德才開始說話：“一些尊敬的先生們對北京飯店的擴建計劃講了許多反對的理由，尤其是中國政局不穩，這是投資者們最為擔心的問題。當然，各位說得很對！而且我還要補充一點，據權威人士說，中國的政局在可以預見到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沒有穩定的希望。”
這時，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臉上露出了得意的表情。沒想到，裴諾德忽然話鋒一轉說，“可惜這些先生們只具有常人的見解，他們想到的問題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到的。而只具有常人見解的人，是不可能賺來高額利潤的。只有那些具有遠大的眼光，非凡的魄力，富於想象力的人物，才可能賺取一般人賺不到的錢。因此，鼠目寸光的人不能理解他們，循規蹈矩的人不能接受他們，亦步亦趨，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的人反對他們。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