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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電影除了贏利和娛樂外，還有影響一個國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國為例，在反戰呼聲高漲的時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動了美國社會。影片體現了一種所謂的美國精神，為了拯救瑞恩一個人，讓一個美國母親有兒子送終，不惜犧牲掉一整個小隊的美國軍人，雖然這些軍人也有母親，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這個人，而是美國的人權精神。這部影片的上映和獲獎，直接刺激了當時總統克林頓的民調支援率，本來很多反對制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鷹派一面。
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事業要想形成健康的體系，最上層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風貌的電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於最基層的群眾，深藏在廣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紅高粱》一樣，用鮮紅的色調和豪邁的西北調子來歌頌中國人的血性。當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農民漢子抱著燃燒著的高粱酒罈子衝向日本鬼子的軍車時，那種從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爆發出來的不願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撓，以及背景洪亮的嗩吶和中國民樂所帶來的感召力，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懼的。
還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樣，用純記錄片的手法真實的再現了一箇中國村婦勤勞善良、執拗、不畏權貴、不屈不撓的精神。據說當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說出那句：“俺就是想討個說法”時，威尼斯那些感性的義大利人熱淚盈眶的瘋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國的敵人畏懼的恰恰是這種東西，最質樸最本原的象徵中國人最根本精神品質的東西。如果中國電影都是所謂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資生活的，都是《英雄》和《無極》，他們才不擔心呢。
但是如果中國男人都是《紅高粱》裡那些漢子，中國女人都是秋菊，那這個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從來都沒有放棄過當年陸軍部提出的“征服高麗，進而蠶食支那”的所謂大東亞共榮計劃。中國民族精神的覺醒，將是他們最大的障礙。
所以當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國人的輿論來扼殺中國人自己的民族電影工業。中國人當中也確實有這樣一部分人，對於第五代電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頌中國民族精神的東西視而不見，卻對影片客觀側面體現出來的百分之一的貧窮現象大加渲染，硬說這是醜陋的。
貧窮就是醜陋嗎？與其說外國人想看中國醜陋，倒不如說某些中國人從心裡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子不嫌母醜，犬不棄家貧。為什麼住窯洞、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就是醜陋？再窮的人一樣可以煥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黃土地上的中華精神是最美的。
中國人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說相當一部分人，具有內心自卑又好面子的劣根性。日本人研究中國研究了幾個世紀，他們的判斷是非常毒辣而精準的。
他們當年恰恰就是利用了這一點。中國近代貧窮的太久了，中國的中下層民眾有種潛意識的自卑情緒。以至於國家稍微好一點，很多人就把貧窮和醜陋聯絡在一起了，好象拍了農村人的窮樣子就是丟了中國人臉一樣，這種狹隘的觀念在民間一旦氾濫，其結果就象日本人自己當年盲目模仿美國大片一樣，會產生一種潮流——放棄中國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卻模仿所謂的現代文化，拍所謂的商業現代電影。
第五代轉去拍都市片，正是他們計劃的最終目的。對張一謀等人來說，商業都市片比《紅高粱》容易賺錢一百倍，但是藝術含量卻不值得一提。而這種單個片子再賺錢，對這個民族的文化和電影工業，影響也不會太大，所以日本人這個一箭雙鵰的計劃，應該說陰謀得逞，相當成功。
也難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這個計劃而自矜。他這次來，帶來了日本電影藝術大學最先進的技術和理念，有心要壓倒中國年輕一代的電影人，可謂信心十足。
……
雖然沒有得到易青和孫茹等人的推薦，楊嫻兒還是自己去幫羅綱問了問鄭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現有的三個研究生基礎上再加一個旁聽生。
結果可想而知，連同送去的厚禮一起被送回來的只有兩個字：不行。
中國有自己獨立的研究生考核制度，如果有錢有勢就能做大藝術家們的門徒，那還不亂套了？
於是，羅綱只好透過楊首長的關係，走通了電影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門路，到攝影系的大三本科班進修。
憑心而論，以羅綱在攝影方面的造詣，跟本科生班確實有點屈才了。不過電影學院在校最高年級就是大三，因為各系學生一到大四，就出去拍戲實習了。
這一天，羅綱下了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