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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頭：“為麼事？”
“誰把他的麥苗踩壞了幾攤。”
“唉，這也犯得著！”春玲嘆口氣，“還有誰？”“就他自個哩。”
春玲禁不住笑了：“沒有對手，也算打仗？你淨嘈蹋人家。”明生翻著大眼睛，興致勃勃，又比又劃地說：“我是說，他又吹鬍子又瞪眼，嗓門驚得南山響，比幾個人打仗還熱火哩！”
“他還在罵嗎？”
“不罵了。想是沒人理他，自個也罵累啦。姐，他要來找咱爹，給他抓踩莊稼的人。我說俺爹上區裡開會了，婦救會長在家。他撅著鬍子找她去了。”
春玲看著門外一步一顛的老母雞，自言自語地說：“唉，世上什麼樣的人都有！真不知他的腦子怎子長的，就那樣沒縫子。”
“姐，你說誰？”明生瞅著姐姐那副認真的模樣，很奇怪，“是老東山嗎？”
“又叫老山東！人家都末大年紀，名是你叫的嗎！”春玲教訓弟弟道，“我囑咐過你幾次啦，老不聽話。”“又忘啦！接受姐的批評，下次改。”明生笑著，又問道：“哎，姐呀！我聽人說老東山大爺和咱家還是親戚，是嗎？”春玲臉露羞赧，支吾道：“誰瞎說？”
“人家都說，說姐是他兒媳婦。姐呀，我可不同意你到老東山家去當媳婦，他那樣頑固……”
“明生，快不要亂說。”春玲打斷他的話，“姐誰的媳婦也不當，老在家當你的姐姐。哦，”她理了把頭髮，“天不早啦！走，兄弟，給媽上墳去吧！”
原野上，一片早春的景象。草木在發芽，麥苗試圖離開地皮，向上拔節；而最顯眼的是分佈在各處的一簇簇的墳丘。三三兩兩的人們，都在忙著向墳上掛紙，燃著的打著青銅錢紋痕的黃紙和香的輕煙，懶洋洋地繚繞著。在平原最西邊的山麓處，有一片蒼翠的松柏，那裡面躺著十九名八路軍戰士的遺體，烈士們已長眠五個年頭了。這時，烈士的墓地上響起呼口號的聲音。每年的清明節一到，除了有組織的學生給烈士掃墓、獻花圈、修整墓地、植樹、栽花……許多人也自動地、絡繹不絕地去給烈士上墳。
春玲姐弟倆，在一塊黃土地邊的墳塋前停住了。
墓，母親的墓，還有些新。那上面長著的幾堆蒿草還沒發青。去年插上去的幾枝迎春，大概是因為它們的生命力特別健旺的緣故，已經活躍地長起枝藤，翠綠的葉兒陪伴著金黃的花朵，花瓣上滾動著露珠，在豔陽下閃爍著美妙的柔光。
春玲看著母親的墓，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騰起來了。她的手顫抖著去掀開籃子的手巾，但又停住，吩咐明生道：“兄弟，你不是要給媽栽樹嗎？喏，你到那邊灣裡提點水來，我在這兒挖坑。”
“好。”明生應著，提起小水桶就走。
“少提點，別弄溼衣裳。”春玲囑咐著，見弟弟頭也不回地去了，急忙蹲下身，從籃子裡端出兩碗用粉條豬肉做的菜，恭敬地擺在墳頭前面，又拎起小瓷酒壺，敬重地向地上澆著。
酒澆在地上，姑娘的淚水湧出眼眶。一滴滴酒，一行行淚，一會就分不出灑在地上的是酒，還是女孩子的淚水了！
春玲的母親是去年——一九四六年夏天去世的。這是一位在老解放區常見的母親。抗日戰爭頭幾年，她指望子孫後代擺脫長期苦難的生活，接連把兩個女兒送給了革命。第一次給這位愛子如命的農婦的打擊，是她的大女兒春娟進據點開闢工作，被敵人殺害了！這打擊來得太沉重太無情了，她因此病倒了兩個多月。之後，母親漸漸爬起身，站起來，打發他最大的，其實才十六歲的兒子明強參加了八路軍。當敵人的據點攻克後，找回了春娟的屍體。母親按年歲八字尋覓到一個死去的男青年，把她女兒的和那青年的靈柩並埋在一起，結個“鬼親”。為這事母親和丈夫吵了一架，也是二十多年夫妻倆吵得最嚴重的一次。
死別固然悲愴，生離也使人痛心。春玲的母親長年累月為兒女們擔驚受怕，盼望他們能回到身邊，讓她摸幾把；可她想到，當母子相會那暫短的一面後，接過揹包，心沒定下，就又得給他們打點起程的行裝，孩子們要看著媽媽的眼淚走出門去，她就又不願要子女回家來了。有淚就自己背後流吧，別讓孩子們看見，省得擾亂他們的心。
當然，母親也有過歡悅幸福的感受，在某種意義上講，也許只有革命的母親，才是人類最大幸福的享受者，至少是她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對春玲的母親，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她二女兒春梅的結婚；一次是抗日戰爭勝利了，兒子、女兒、女婿都來到她的身邊，圍著她，看著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