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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活得有尊嚴，儘管在地鐵裡被擠得無處可扶，完美的髮型和明星般的外表是人之尊嚴的一種；人必須活得有尊嚴，儘管只是一個露宿街頭的流浪漢，當陽光照射到這裡的時候，一切髒東西是必須被清走的，這也是人之尊嚴的一種方式。火車站上那個框框，不管在裡面吸菸和在外面吸菸有什麼區別，但這是人人心中的一條道德底線，就像如來佛的手掌，每一個遵紀守法的人都必須無條件的生活其中。這也就是康德所說的那種內心的道德法則。
這絕對是一種教育的力量！ 一種與生命一同生成和成長的教育！ 麥克阿瑟將軍那句深深刺痛日本人的藐視之言，不僅沒有使日本人變得羞愧，相反，日本人在過了幾十年時間以後，以世界老二的身份以及在“肉醬”中完美的髮型昂揚地告訴世界：這就是日本人的尊嚴！
一位研究生物基因的陳博士，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曾經生活過六年，2000回國在一家生物研究室工作。在談到德國的六年生活，陳博士依然是津津樂道的：
在法蘭克福市，從晚上八時至次日八時是不允許演奏樂器和高聲播放音樂的，如有聚會需事先向四鄰宣告。諾有他人大聲喧譁唱歌聲音較高，可隨時報警，告其攪擾鄰舍……
在法蘭克福任何公共場合，都絕對沒有我們曾經熟悉的嘈雜和喧譁。尤其是乘公交或地鐵時，除了一個男低音用德語簡短報站名外，車上一般是毫無聲息，安靜至極。大部分德國人不論男女老幼，落座後一律從包中取出精裝書讀起來。沒有人說話，連竊竊私語也很少。即使一對情侶在車上，也是手牽著手，含情脈脈地對視著，不再說話……
沒有出國的時候，經常聽人說國外人情淡薄，但真正來說也並並如此。在德國，人們對等他人一般情況下都很熱情，也很樂於幫助別人，尤其是對女士更是優待。有一次，我和太太回國，因事我必須多留幾天，太太擔心女兒，提前單獨回德國。她從機場、車站，直到我們在法蘭克福的家，幾乎處處都有人幫助，我還擔心她一個人拎著50公斤重的行李，怎麼顛簸才能順利回家，電話那端，太太自豪而感動地告訴我：“一路上全是老外主動幫我拎著行李！而且分文不取。”
記得我當時一個人剛到德國時，問路特有禮貌，生怕人家不睬我，結果德國人沒等聽完客套話，就槍著問我要去哪兒。如果要去一個地方，不認識根本沒關係，熱心的德國人乾脆陪我到要去的地點，然後再悄悄地離開……
剛到德國的時候，有位朋友曾經開玩笑似的告訴我：在德國的馬路上，當紅燈指示車輛停下的時候，行人也回自動停下，就是一條狗，也不會隨便闖紅燈。到了德國後，才明白難位朋友的話絕非戲言。在德國過馬路，人們絕對是按人行橫道上紅綠燈的指示行事的，當人行橫道的紅燈亮了，儘管馬路上一輛車也沒有，但人們都站在原地不動，就是有那麼一兩個人違章過馬路，要麼是外國遊客，要麼是不諳世事的青少年，他們大都會招致其他路人譴責的目光。
在德國，人們遵守規矩、照章辦事並不是出於法律的要求或者公眾的監督，而是每一個人意識裡的一部分，是自發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一種習慣……
另外，作為一個在德國的中國人來說，感觸最深的是他們的誠信。一般來說，如果需要保險公司賠款，沒有哪個保險公司會核查你的賬單，比如去醫院看病，只要是醫院出示賬單和收據，保險公司就會如數付賬給你… 他們信任顧客，同時顧客也不會惡意欺騙保險公司。誠信已成為德國人生活的一種習慣。“
我相信，一個在德國學習、生活了六年的中國人，他對該國的評價一定是真實而發自內心的。而且我相信，陳博士所有的感慨都來自於一種比較，一種與自己國家現狀的比較。就像崔永元在華盛頓廣場所流下眼淚一樣。在這種意義上來說，一個一直以悠久文明而自豪的民族，是應該哭泣的；我們真的應該冷靜下來想一想了，當一個人連起碼的道德都不具備的時候，物質有什麼用？當一個民族連起碼的尊嚴都不具備的時候，現代化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我們所有的媒體都在一個勁地報道經濟如何快速增長、世界第一高樓將落戶上海的時候，只有《北京青年報》還在該報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每天發出了“文明就差這一點”的微弱呼喊。難道不是麼？我們什麼時候見過人民日報頭版上印有“誠信，將鑄起中國之魂”這樣的頭版文章？我們什麼時候見過中央電視臺在每天新聞聯播後的標版廣告中打出大大的兩個字：“道德”？沒有！ 我們只看到了在近幾年的春節晚會上，趙本山那一系列的“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