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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只是想起陳寅恪當年在逃死之際，有“入山浮海均非計，悔恨平生識一丁”之語。這個季姓老漢當然比陳寅恪差得遠，說是平生“識半丁”應該是恰當的。不過，此老漢沒有“悔恨”他識了“半丁”，反而認為自己識了二丁，比陳寅恪還多出“一丁”，這還了得？於是他就躺在病床上開始不敢寂寞地振臂高呼“新詩很失敗”，“把孔子像抬到奧運會開幕式上去”等等，公開與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叫板，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豫才，以及先鋒人員傅斯年等人所倡導的“科學”“民主”唱對臺戲。其人如此公大膽地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心理，還是不太理解。不過世上的事就是奇怪，季老漢這個反五四文化運動成果的主張，還真得到了幾個人的贊同，在奧運會開幕式上不但把孔子從早已被打倒的孔家店裡抬出來，索性懷揣“癢癢不差那一蝨子”的心理，脫了棉襖呼喚起跳蚤來了。其無知無畏之程度，又不是易中天輩可比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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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易中天無知無畏，錢文忠功力不足（2）
吳懷堯：在很大程度上，傳記作品，特別是寫大學者的傳記作品帶有學術研究的性質，它的作者不僅是作者，更應該是學者，他應該有作家的感受力，更應該有學者的洞察力。在你看來，外界對你的這種關注度，是來自於公眾對“揭秘”過程的興趣，還是對你研究功力的認可？抑或話題本身就具有足夠的爆炸性和新聞性？
嶽南：我想兩者都兼而有之吧。其實所謂“揭秘”也談不到，只是由於政治因素，使陳、傅二公的生活經歷與事業成就湮沒於歷史的風塵之中不為部分人所知，現在靠著一些最新“出土”和披露的資料，我盡了最大努力復原了陳、傅二公那段歷史事實，因而有些人覺得新鮮，就當作“揭秘”來看待。這個事情與臨潼的兵馬俑發現有些相通的地方。事實上，當年的兵馬俑從製作到埋葬，是許多普通人都知道的史實。只是一朝湮沒，一朝發現，時間的轉換就使看到它的人在心理和視角上感到不同。
吳懷堯：人類學家克羅伯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天才成群地來。中國近現代史上，我們也有過一個“天才成群地來”的時代。可是後來，彷彿彈指一揮間，那些成群而來的天才們又結隊而去，只留下了支離破碎的吉光片羽。大師之後再無大師，你覺得問題在哪裡呢？這種尷尬和遺憾如何才能解決？
嶽南：天才成群地來的時候，與他們所處的歷史階段、環境、社會風氣等密切相關。就人文科學來說，這批人在少年時就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後來又有機會到東洋或西洋學習現代知識，二者如同兩塊不同磁石，一旦碰撞，必然產生耀眼的火花和能量。但這批大師這後，社會風氣變了，人們的價值觀變了，後起者受世風的影響和條件的限制，既缺乏深厚的國學功底，又很難有機會到國外深造，潛心苦讀，所以就產生了大師之後無大師的遺憾。
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探索，是對真、善、美三位一體的追求，就自然科學而言，由於人類生命和智力的侷限，以及社會迫切需求，使人文與科技的隔閡越來越大，學科分化越來越繁雜又越來越精細，新一代學人都把精力集中到各科的分支獨進上去了，很難有通才產生。如果說19世紀與20世紀初葉還有通才的話，那麼在這之後就只有專家了。就物理學來說，有人稱恩里科·費米（編者注：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義大利裔物理學家，量子力學與量子場論的創立者，193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是現代物理學的最後一位通才，這個說法是有些道理的。當然，就中國的情形論，幾十年的運動與改造，有成就的學人被打倒在地，當翻身坐起來的時候已經垂垂老矣，而新一代人又沒有好好讀過書，別說出大師，就是小師也困難了。
前一段時間，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員徐欽琦先生曾給過我一個他最新的研究材料，大體是說文學藝術與科技成果的發明與進步，與氣候有很大關係，歷史上每一次群星燦爛的時期都是一種特殊的氣候所致。文中他舉了若干事例加以證明，如希臘文化的奠定、羅馬的興起，以及著名的文藝復興等等。我認為他的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但氣候的原因只能代表一個方面，遠不能包括一切因素。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人的意識和精神狀態，不是環境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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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節：大師為何來去匆匆
大師為何來去匆匆
吳懷堯：十九世紀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