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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通銀行在這一地段的4000萬美元地產投資也要大受損失。威廉·澤肯多夫回憶了決策過程。他是大衛請來的高參,是建築產業的頂尖人物,曾參與過聯合國會址的選址工作,並且設計過在華盛頓的兒童廣場。據他說,是大衛促使大通銀行決定在離華爾街只有一個街區的自由大街和拿騷大街的街角建立一幢新的總部大樓,他堅持說,就在他被召去參加大通銀行關於大樓建築計劃討論的那一天,這個決定才確定下來。在此之前,每個與會者心裡都沒有譜。誰也沒有料到事情能這麼快就定下來。“簡直就是大衛在領導這個會,”澤肯多夫寫道,“他很婉轉地提出這個建議,因為這是他的方式,而且也因為在這屋子中坐著的許多人,在大通銀行中比他更有資格說話。但是,是大衛他自己領導大通在華爾街下注,以促進它的穩定。“這一措施的意義是很深遠的,有人稱大衛是在“維護供給自由世界的資本主義的血液的心臟。” 5。榮登董事長寶座澤肯多夫忙於興建大通銀行的新總部,而大衛又開始在別的地段打主意。他想在南部的曼哈頓市中心建一幢“世界貿易中心”,具體位置在曼哈頓地價最昂貴的一段,他準備在那裡建起兩座110層高的摩天大樓。
“成立一個世界貿易中心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他簡單地解釋說:“把
這一中心安置在為美國對外貿易服務的主要銀行附近也很合適。“大衛的計
劃得到了政府的積極支援。他的哥哥納爾遜作為紐約州的州長也自然會助他
一臂之力。在1969年,紐約州成立了“公共服務辦公室”,以便強化它在曼
哈頓地區的辦公機構。他們費盡力氣找到了200萬平方英尺的空地,這是曼
哈頓地區低價格的最理想的地段。即便這樣,世界貿易中心還是要花費鉅額
的資金。據他們估算,在頭40年中,每平方英尺的維護費也要有4美元。在
1971年秋天,一位州官員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們沒法預計在40
年後維護費用到底會是多少。但是,從長遠來看,這座世界貿易中心會幫助
我們節約許多費用,它還是值得我們花番力氣的。“
州里決定,在中心建成後,把8000名僱員的辦公地點遷到中心南塔樓,
現在他們分散在全市的50個租來的辦公室內工作。納爾遜也要把他的曼哈頓
辦公室從西區15街遷到這裡。如今大衛辦起事來心裡更有底了,因為中心近
四分之一的面積交付政府使用,這無異於得到了政府的保證書。住在世界貿易中心建築地範圍之內的住戶對這個工程可並不歡迎,因為他們也將像莫德賽寧高地的那些住戶一樣被迫遷到別處。但是大衛要按他的計劃辦事,這樣的反對意見他即使不是充耳不聞,也肯定沒有把它放在心上。大衛在銀行中的地位是直線上升的。麥克洛伊退休之後,喬治·錢賓出任董事長,大衛升任行長。他對這樣的安排並不滿意,他需要的是處於頂峰的執行權。在麥克洛伊手下做事的時間已經夠長的了,還要他在錢賓手下苦熬度日是他不能接受的。大衛向董事會表明自己的態度:“我不能成為首席執行人員,如果我還得在錢賓的指揮棒下再轉上八九年,那我寧肯離開大通銀行,雖然我很喜歡這裡。“錢賓也不示弱:“好吧,要麼是大衛,要麼是我,看來我們兩個註定要有一個離開這裡。“董事會對兩人的爭執大傷腦筋,在多方的勸說之下,最後達成協議:二人都成為首席執行人員,但分工不同,各管一攤。這場風波才算平息。到1968 年,錢賓超過了65歲的年限而自動退休,大衛如期登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寶座,成為大通曼哈頓銀行的董事長,控制著這家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數的大銀行。
6。兼作政治家銀行是一個很微妙的部門,它是商業組織,卻又佈滿了敏感的政治神經。各企業在向銀行申請貸款的時候,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和一部分權利放在了這裡。銀行不僅要支援企業的生長,它還要反映企業的要求,在銀行的董事會中聚集了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他們爭吵不休,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利益。因為銀行家們表達了私人企業界的共同利益,銀行的董事會是公司權力集團的集合場所,所以銀行家是企業界的政治家,他們一手拿著算盤計算利息,一手拿著權杖分發權力。戰後的美國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金融機構對工業公司的控制加強,投資機構對個體股東的控制也在加強,它們已經成為國家一些重要公司的合法主人,還控制了為數更為巨大的養老基金,這樣,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