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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侯對中央也就不那麼恭順，而中央為了壓制地方諸侯，開始削減他們的權力和實力，這又加劇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結果就會引發戰爭，但一般來說，這種戰爭中央取勝的機率多一些。晉朝的“八王之亂”與漢朝文景時期的“七國之亂”很相似，但有那麼一點不太相同的就是，漢朝文景時期的中央政權是圖謀向上的，中央和地方矛盾的起因是中央要削減地方權力，而削弱地方權力是為了維護中央的權威，維持大一統的全域性，但晉朝的“八王之亂”則是因為中央權威幾乎落到了可以蔑視的地步，如同衰落的東周中央。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晉帝國（8）
然而，司馬家族的子孫及時行樂可以，搞政治、搞軍事就沒有幾個人能趕得上他們的祖先司馬懿、司馬昭了，所以，別看八個司馬王侯打成一片很熱鬧，但沒有一個人具有明顯優勢，沒有一個人具有領袖氣質，因此，司馬家族不過是一群混蛋和另一群混蛋之間的鬥毆，沒一個能成事的。無奈之下，稍聰明點的人就想到了要聯合當時計程車族勢力，加強自己的號召力，於是有了司馬越與琅琊王衍的聯盟，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王衍是什麼人？他就是“清談”之風的領袖，不過王氏家族在東海地區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司馬越與他聯合，就能贏得清談一派的好感，也能獲得地方士族的支援。
我前面說過，中國的能臣只有四個人，王衍就是趙高一樣的能臣，他信口雌黃，看似清談領袖，他實際上是一個縱橫家，他絕對有能力，但不是王猛那樣的偉大政治能力，而是趙高一樣能在紛繁複雜的朝堂權力爭鬥中左右逢源、縱橫捭闔的權術家，所以，他始終高高在上。與苻堅和王猛這對搭檔相比，司馬越和王衍這對搭檔就可以用狼狽為奸來形容最合適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司馬越和王衍聯合的同時，另外還有一對“王與馬共天下”的搭檔，那就是琅琊國的司馬睿和王衍的堂弟王導。《王導傳》中說：王導“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琊王，與（王）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雒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
王衍和趙高一樣，對天下大勢實際上也有很清醒的認識，為此，他有過一個很有名的“三窟理論”，“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其實，若就論天下大事的分析和戰略預謀而言，王衍也算得上是一個偉大人物，他的“三窟戰略”和諸葛亮的“三分天下”不相上下，但不同的就是出發點，諸葛亮是為劉備圖謀天下，而王衍實際上是在為他自己和司馬越找退路，這就是三分天下和狡兔三窟的根本不同之處。所以，王衍對他的弟弟們說：“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晉陽秋》）”他原本在荊州和青州各建一“窟”，但最後的結果是他的弟弟王導和司馬睿在江南建立了東晉。
司馬家族的那點能力全用在了享樂和內鬥上了，其實，有那麼一兩個皇帝無能、享樂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帝國不會那麼輕易崩潰，但司馬家族連起碼的繼承人都沒有安排好，如果前一任皇帝自甘墮落，但後一任皇帝能奮發圖強的話，帝國還是可以重現輝煌的，如苻生殘忍好殺，但苻堅登基後前秦重新變得強大起來。但如果連續幾任皇帝都是胡亥的話，那就危險了。再者，皇位繼承人還有一種客觀的選拔方式，那就是幾個有實力的皇室家族成員自相殘殺，最後勝出的一個人得到皇位，這也是一種憑實力和智慧做後盾的選拔機制，這樣勝出的繼承人一般也較強，如李世民。但八王之亂的結果證明，司馬家族出不了一個李世民——這就是個人是否具有領袖能力的問題了。具有領袖能力的人會早早在自己周圍凝聚一大批人才，大多數都是一些重臣或者有兵權的人；而沒有領袖氣質的人，就沒有這個凝聚力。而能否聚集一批能臣良將，也就決定著政變成功的機率，因為任何政變都不是某個人憑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集團對集團的結果。司馬家族的優良基因不知什麼時候丟失了，沒有傳下來，所以，司馬家族眾多的成員沒有一個能重振晉帝國。
所以，晉帝國的衰落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原陷入權力真空，導致北方各族崛起，否則，北方各族根本沒有機會互相爭霸。
再退一步說，就是西晉滅亡了，東晉也還有強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