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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蓮花，那不就是說滿朝文武官員都是淤泥嗎？也就是說，奉行儒家思想的結果就是培養了大片的淤泥，這樣的結果到了社會那裡，到了民間，就成為一句話：“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聰明點的人，“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這才是讀透了六經，不想在這淤泥裡打滾的人，就學陶淵明歸隱了。要不就一邊當婊子，一邊立牌坊，苦心鑽營，往上爬，這是混文化。混文化的高階境界就是鄭板橋的那句名言：“難得糊塗”，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靈如何評論這句話。
其實，儒家最精妙之處不在於仁義禮智信，而在於尺度可寬可松，即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可以說是橡皮筋管理方式。這看似寬鬆大度，實際上奧妙就在於此：儒家學說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體現人性的——人性本貪，但社會又需要秩序，所以，制定一套“寬鬆”的制度法令，而由人來具體掌握，而不是剛性的成文法——如果像荊軻刺秦王時那樣，臺上刺客追著秦王跑，臺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臺救駕，只能幹看著，因為秦朝法律規定，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帶著武器登上皇帝的臺子，這樣的話，誰還敢貪汙？儒家思想就成為這樣一種規則：外儒內法。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統的開始（9）
所謂“外儒內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義，都很正人君子，但實際上每個官員實行的都是內法，即每一個官員都有一套自己的規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每一個校長都是一套規則，“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是一種規則。自秦漢以來，當鹽鐵官營之後，官本位就成了社會的核心，而吏治文化也就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而這種規則也就成了中國真正的文化。從中國古代社會中最大的官開始，層層有規則，一直到社會的最底層。韓非子早就用法家的語言將人治社會的真諦講述得清清楚楚，他說：“設法度以齊民，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辭，勇者不能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看起來是在說法律，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勢”，人心真正懼怕的就是這種勢。同時，韓非子也明確說明，除了要有“勢”之外，還要有“術”，帝王應該“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朝臣也”，也就是說，帝王應該不露真相，心中的所思所想要藏起來，用暗中的力量駕馭朝臣，說得很明白，管理人要依靠人所懼怕的“勢”，而這種“勢”不能擺在桌面上，而是要藏起來，暗中發力。韓非子的意思是，既要有明明白白的法律放在那裡，無論權貴賤民只要違法了都要追究，但作為帝王，又要掌握絕對駕馭人所需要的詭異心術。
由此，當時的社會就形成了這樣的規矩：有一套表面的儒家高尚道德思想系統，用來粗線條地規範社會；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則，用來完成利益的再分配，保障底層利益透過暗渠道向上流動。於是，這個社會就變成了一個“杯子社會”——透明的玻璃杯裝水，裡面則暗流湧動，熱水向上升，冷水向下走。
漢武帝確實有雄才大略，如果他和秦始皇調換一下位置，那麼他也能統一中國。但那場對匈戰爭的危害在漢武帝后期就已經明顯表現出來了，“內窮侈靡，外攘夷狄”，結果是“天下蕭然，財力耗盡”。其實，僅從軍事上來說，漢武帝到底打沒打贏匈奴還有爭論，《漢書》作者班固對漢武帝取得戰爭的勝利這點倒是贊成的，但他最後說了一句話：“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這場漢匈戰爭徹底改變了中國人，把淳樸的中國社會變成了爾虞我詐的圈子，孟德斯鳩在其大作《棍棒統治下的專制帝國》中說過：“在中國，欺騙是允許的，一切用暴力獲得的東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術數或狡詐取得的東西是許可的。”他又說：“向中國人買東西的每個人都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準確的秤。”“中國人信譽不好尤其是在貿易中，這是因為中國人生活不穩定，使他們有一種不可想象的活動力，異乎尋常的貪得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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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晉帝國（1）
司馬家族的優良基因不知什麼時候丟失了，沒有傳下來，所以，司馬家族眾多的成員沒有一個能重振晉帝國。晉帝國是整個上層都腐化透頂，驕奢淫逸和清談虛偽成了帝國的唯一特徵，它從一開始就臭了。
前秦倒像個男人，可惜志大才疏
與晉帝國隔江對峙的前秦倒是頗有可能統一中國的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