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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蒙古人如此簡單才使得元帝國很特殊：既有盛唐一樣的繁榮，也有奴隸國家般的黑暗，原因和漢帝國“文景之治”時相似——蒙古人只注重對錢財的獲取，至於國家管理則不那麼關心，因此也就是在實際上實行了一種無為而治，蒙古人甚至懶到了把稅收這樣的國家大事都承包出去，因此，蒙元帝國很繁榮是真的，很黑暗也是真的，因為國家的基本面是自由的，經濟是自由的，國際貿易是自由的，但蒙古人普遍的貪婪也是真真切切的，只不過在前半期基本面起主要作用，後半期蒙古人的貪婪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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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應稱霸世界的明帝國（1）
在明帝國的300年中，只有“靖難之役”後的30年是最安定幸福的，其餘的時間都是在各種鬥爭中度過的。明朝絕大多數皇帝身旁總是有一個手握權柄的太監，這導致明帝國實際上是一個宦官帝國。而中國的歷史表明，宦官當政，絕對禍國殃民。
宦官作亂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國的宦官在歷史上曾有過三次“黃金期”：漢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劉謹、魏忠賢是明朝的四大宦官，雖然他們真正橫行的時間加起來不過20年左右，這對有300年曆史的明朝來說似乎不值一提，但這些宦官所產生的危害卻是不小，他們在短時間內造成的裂縫基本上就再也沒有癒合過。
研究明史的人分成很多派，也就是所謂的學派，其中有一派認為明朝從制度上有三大隱患基因：一是廢除了宰相；二是設立了錦衣衛和東廠；三是宦官獲得了太大的權力。一些著名學者還著書立說，稱此舉加強了皇權，使權力更加集中，因而產生了多少多少危害；另一派於是也趕緊著書立說，闡明廢除宰相設立內閣大學士並沒有加強皇權，甚至還削弱了皇權。宰相是政府組織機構的首腦，相當於總理，廢除宰相制，改為內閣學士制，其實我認為這種內閣學士制就相當於現在的美國總統制，總統下面並沒有總理，雖然有一個國務卿，但這個國務卿與總理不可相提並論，他實際上相當於總統第一助理，也就相當於內閣首輔。也就是說，明朝實行的相當於總統制，以往有相位的朝代相當於總統—總理制。這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就像無論是總統制還是總統—總理二元制並沒有改變西方*政治這個根本一樣，不過是在*政治的框架內做了些具有本國特色的調整，這也根本沒有必要糾纏皇帝的權利到底因此是大了還是小了，中國學者往往就有這種孔乙己精神，喜歡研究茴香豆的“茴”字問題，為此還爭得面紅耳赤。明朝的皇帝、太監、文臣三者形成了三角力量，皇帝的權力是有所失衡，但比較前朝歷代皇帝來說，皇帝的權威在這種制衡體制中並沒有多少根本上的損失，只有相對的權力衰微。
至於錦衣衛倒是明朝一大特色，而且也的確是禍害的根源之一。其實，警察制度在任何國家都存在，這是內部的免疫系統，必須要有這麼個組織，但凡事都有個度，超過了這個度就會失去平衡。
其實，任何朝代的衰亡，都有中國歷史中固有的因素，比如外患問題；也有這個朝代自身的問題，如秦、隋等內部壓力過大，宋朝文強兵弱等。世界各國也都是有這樣的因素，不過中國環境相對隔絕，受外界干擾較少，因而顯得更加明顯。
明太祖設立錦衣衛，明成祖設立東廠，其實都是內鬥達到了高潮的表現。中國曆朝歷代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看，長期處於停滯水平，只不過表現在一些技術性的前進，比如小農耕作水平越來也高，最後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耕細作。但在內部統治藝術方面卻每朝每代都在改版和升級，如漢朝鑑於分封制導致七國之亂，後來改為郡縣制；隋朝鑑於魏晉南北朝世族屢屢掣肘皇權而設立科舉制；宋朝鑑於唐藩鎮制度危害不淺而杯酒釋兵權；到了明朝，明太祖為了加強皇權而廢除宰相制而設立了一個參謀性質的內閣大學士制，另外又設立了中國古代最發達的特務警察制度，目的都是為了加強皇權。如同杜勒斯家族那樣，在兄弟二人中，一個身為國務卿，一個則成為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形成一個有效的“權力—情報模式”，朱元璋也是為了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治權力控制模式，只不過有時候事與願違，內閣大學士制度從根本上還是沒改變什麼，嚴嵩、張居正雖然沒有宰相的名號，但他們都可以稱得上是宰相，其位置、權力、施政都與宰相併沒有太大的區別。但特務警察制度就不同於以往了，錦衣衛、東廠等特務警察組織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同類組織權力都要大得多，對國家和社會產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