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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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積極肯幹，後來就留在那裡，真正開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作為農民的兒子，他的仕途挺順利的，從一個幹事到組織部的副處長，再到辦公廳的處長，三四年一個臺階，官到副秘書長後由於“站錯了隊”，在仕途上大踏步前進的勢頭方才止住。

“你可別哪壺不開提哪壺呀！”姜和平嗔怪他說，“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現在是平步青雲，而我是強弩之末，形勢不可同日而語。看來呀，我也天生就是伺候人的命囉！”郝智說：“你別演戲了，你心裡那點小九九，難道我還不知道？不過，路山的廟是真的小了，如果你還沒有好的去處的話，路山不妨也可以作為你的選擇。當然，也不是我說叫你到路山你就能來的，還要繼續努力呀，你也要好好跑跑。怎麼樣，咱弟兄倆攜手一把，說大了是為黨為人民，說小了就是為了我們的理想和抱負。”姜和平沒再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兩個人下意識地把手握在了一起。

郝智不會想到，當梁懷念一被立案開始調查時，姜和平已經開始對路山動起心思。他感到自己這十幾年過得真不容易呀，現在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在政壇裡再努力一把。

如果說當初上大學就對政治抱有遠大志向的話，那還是受生產隊長、公社書記們高高在上的地位所影響。姜和平的母親自幼聰慧，是方圓百里的俊女子，苦於家庭生活困難，她沒上過一天學。每次趕羊上山路過村裡學校的時候，她總要駐足幾分鐘，慢慢形成了習慣，竟然也和學生們一樣背會了許多課文。到了媒婆上門的時候，面對多少好家景、好勞力、好人樣的後生，她一個也看不上。家裡人把她逼急後，她才紅了臉說，她什麼都不圖，就圖找個文化人。可山大溝深的，全村裡也沒有一個能把高小念完的後生。她的婚事就這樣撂著。也許蒼天真的有眼，一場反右鬥爭把省城裡的右派送到了村裡改造。一個崇尚文化的山村女子和一個真正的大文化人，就在黃土高坡上演繹了風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個寓言恰當地註解了他們倆人的故事。姜和平出生幾個月時，右派父親在劈山造田的工地上被炸死了。他死得非常慘烈，血肉橫飛的屍體是他那崇尚文化的婆姨一塊塊拼合入殮的。從此，她的心隨著文化人走了，而身體還在，兒子更要生存。幼小的姜和平懵懵懂懂地看著母親身上變換著隊長、主任和公社書記，從而過著今天吃塊豆腐、明天吃只雞的令同齡人羨慕的生活。母親期盼他成為文化人，而逐漸懂事的他更想離開這個令自己恥辱的地方，因此他拼命地學習，從農村到縣城，再從縣裡越走越遠上了省城的大學。他是帶著仇恨和豔羨的矛盾心理走進機關的，在組織部工作的幾年裡，他明白了官場是最講遊戲規則的地方，儘管說大家都互相稱呼同志，其實這裡面等級是最為森嚴的，要比封建社會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任何檔案規定，但幹事對副處長、副處長對處長必須畢恭畢敬，資歷淺的必須對資格老的俯首聽命，這裡像一座金字塔一樣，上面的少數永遠壓迫下面的多數，新來的，你就是孫子！

夾著尾巴做了幾年人，和她媽一樣聰穎的姜和平開始深諳官場，又發現這裡其實是最不講規則的，可以指鹿為馬，把白的說黑；也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這裡文化其實是最沒有用的東西，她只是華麗的包裝和虛偽的外殼。於是，他按照規則又不講規則，開始走進了官場。講規則時，他從小事做起，上班是第一個來最後一個走，為副處長添茶倒水，為處長打掃辦公室，即使就是對辦公室裡的其他同志也有求必應，人家家裡有什麼事情，他就跑前涉後的比自己的事情還要當緊，贏得領導和同志們的口碑。不講規則的事情，他也已經輕車熟路地運作起來。組織部雖然不大，但部長可算是大官，一般的處長輕易和部長都說不上幾句話，姜和平絞盡腦汁尋找突破口，部裡發東西，他主動幫辦公室裡的同志送到部長家裡，發現部長夫人屬於很隨和的那種型別，還經常在省委家屬院門口買紅薯，他就在街上買了一袋紅薯，扛著進了部長家裡，對阿姨說紅薯是家裡自產的。部長的兒女都在北京，他就包了部長家裡所有的活計，但他從來不在部長在家的時候去幫忙。結果，一個迂迴戰下來就打了個大勝仗，部裡新成立宣教處，他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副處長。

部長升任省委副書記，主管辦公廳工作，他跟隨調到辦公廳，順便上了一個臺階，因為組織部的副處長到辦公廳當處長是很順溜的事情。官至副秘書長的時候，副書記調到北京，靠單線求官的路算是結束了，重新構築新的關係，顯然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