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的天性

第12部分 (第3/4頁)

學相干競爭、密度決定因素等原理，以及動物和人類統計學。他們心目中的世界是簡單生動的，只有朋友、敵人、獵物以及起著中介作用的森林精靈，這森林精靈所起的作用，跟科學理解上的生態學相同。

有組織的暴力行為的特定形式，不是遺傳性的，並不存在什麼基因決定人們是採用平臺酷刑，還是採用支柱酷刑，是獵取人頭，還是嗜食同類；是決鬥，還是滅絕種族。然而，在確定攻擊行為的文化組織方面卻有一定的先天因素，所謂先天因素，就是能將有意識的行為與基因遺傳的原始生物過程區分開來，文化賦於攻擊行為的特定形式，並促使部落全體成員都照此執行。

攻擊行為的文化演變似乎受以下三種力量的制約：（1）學習集體攻擊形式的遺傳傾向。（2）社會發現自我的環境所強加的各種必要性，（3）群體歷史，它使群體可能否定一種文化形式而採取另一種文化形式，如果按照發展生物學的更為普遍的比喻，經歷著文化演變的社會，可以說正沿著一片漫長的、不斷延伸的斜坡下移，各種有組織的攻擊行為形式就象一道道深溝遍佈斜坡，文化不進入這條溝，就會進入那條溝，完全迴避是不可能的，溝的形成取決於學習攻佔性反應的先天傾向和居住區物質特性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些物質特性有利於某些特定的反應形式，社會向什麼方向發展是受其前文化特性所影響的。

這樣看來，蒙都魯庫人數量的發展顯然受到缺少高質量蛋白質的限制。因此，他們不斷完善獵頭技術以減少狩獵區域內的競爭，委內瑞拉南部和巴西北部的雅諾瑪摩人的情況更好相反，他們正處於暫時的人口發展高峰和區域擴張的高峰時期。雅諾瑪摩人的發展限制因素不是食物，而是女性的可得性，動物社會生物學有一條已部分得到驗證的原理是：當物質豐富，又無兇猛天敵時，雌性就易於成為限制動物增長的密度因素。正如N·查格農指出，雅諾瑪摩人進行戰爭主要是為了爭奪女性，為在爭奪女性中死去的人們復仇。這個結論並不是輕易得出的，也不是偏見。雅諾瑪摩人一直被稱之為“兇殘的人”，這並不冤枉，查格農曾經研究過的一個村莊在19個月內曾被鄰近村莊襲擊了25次，雅諾瑪摩男人中有1／4死在戰場上，但活下來的男人在繁殖後代方面都卻相當出色，某一村群的創始人有8個妻子，生了45個孩子，他的孩子們生殖能力也不遜色，整個村群中大約有75％的村民都是他的後代。

很明顯，攻擊行為的特定形式，如採用伏擊還是採用公開的進攻，用石斧還是用竹矛等，都要受到手邊的材料和某些易於沿用的習慣的很大影響，按照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的絕妙說法，文化是不擇手段的，攻擊性文化的產生過程目前還不十分清楚。我們如果要全面地理解人類社會攻擊性文化的演變，必須從三個角度來考慮攻擊性的決定因素：（1）最基本的先天生物因素；（2）現時環境的要求；（3）對文化演變有一定作用的偶然因素。

儘管有證據表明，人類的生物性促成了人類有組織的攻擊行為演變，同時在人類歷史初期的許多社會中起著指導作用，但攻擊行為演變的最終結果是由日益為理性控制的文化過程確定的，戰爭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使我們看到了生物傾向的擴張。原始人把世界分為朋友和敵人，對於外來的，那怕是非常弱小的威脅，他們都會產生迅速而強烈的情緒反應。隨著酋長和國家的興起，這種傾向固定化了。某些新興的社會把戰爭當做執行政策的工具。悲劇在於，戰爭工具用得最熟練的社會也就是最成功的社會，戰爭的演變是一種自動催化反應，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因為，任何人如果一廂情願地企固扭轉演變的程序，就會成為戰爭的犧牲品，這裡是一個新的自然選擇方式在起作用，昆西·賴特在其開創性的著作中寫道：

文明產生於好戰的民族。和平的採集－狩獵民族被驅趕到偏遠地區，逐漸地消亡或者同化。他們只能帶著某種莫名的滿足感，觀望著那些曾經非常有效地運用戰爭工具摧毀自己的民族發展壯大，最後反過來又成為戰爭的犧牲品。

人類學家，K·奧特拜因對46種文化中影響好戰行為的各種變數進行過定量分析，他的研究範圍甚廣，包括了從相對低階的蒂維人、幾瓦諾人到現代社會的埃及人、阿茲臺克人、夏威夷人和日本人。其主要結論不出人們所料，隨著社會結構日趨複雜和權力日益集中，會產生出一些十分複雜的軍事機構和非常高階的戰爭技術，社會的軍事技術越先進，越複雜，就越有可能擴張其領土，取代同自己競爭的文化。

文化演變與有組織的暴力行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