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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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和掌管部落知識的書記等角色。如果親戚們——兄弟姐妹和侄輩等——由此獲得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的生育率，家族的基因就會相對增加，其中一部分就是同性戀基因，結果，總會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潛在的同性戀傾向。即使同性戀者自己沒有後代，他們的基因也可能透過旁系支脈繁衍下去。關於同性戀起源的這種設想，可以叫做“親緣選擇假說”。

如果證明同性戀傾向具有某種程度的遺傳性，親緣選擇假說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援。證據是存在的。單個受精卵發育而成具有遺傳同一性的同卵雙生子，比不同受精卵發言而成的異卵雙生子有更為一致的異性戀或同性戀傾向。L·L·赫斯頓和J·希爾茲評價和分析了有關的情況，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是常見的：大多數雙生子分析都沒有得到確認。然而今後的研究卻已有了充分的基礎。根據赫斯頓和希爾茲的說法，一些同卵雙生子“不僅具有相同的同性戀傾向，而且由他們參與組成的各列同性戀，其性行為方式都驚人地相似；而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孿生兄弟的同性戀行為，甚至彼此根本沒有見面的機會”。象許多被認為更有遺傳的人類特性一樣，同性戀的遺傳傾向並非一定要完全表現出來，其程度取決於家庭環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經驗。實際上，遺傳下來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在適當的條件下容易向同性戀方向發展。

如果親緣選擇假說果然正確的話，同性戀行為就可能仍與狩獵－採集社會和簡單農業社會中的角色專門化以及親族相利的特性相聯絡，這兩種當代文化與有關的古代文化是極為接近的，人類社會行為曾在那些古代文化中透過遺傳獲得了進化。聯絡看來是存在的，在一些長期延續因而人類學家有機會加以研究的原始文化中，同性戀男性穿戴女性衣著，模仿女性姿態，甚至嫁給其他男性，他們常常成為巫師——能夠影響群體的重大決策的有力人物，或從事專門勞動，如從事一些婦女勞動，以及充當媒人、調解人；或成為部落首領的謀士。同性戀女性也時有所聞，但較少見於記載，更多的事實來自西方工業社會，在智力測驗中，同性戀者表現出引人注目的靈活性，得分超過常人，他們以很大的比例進入白領階層，即使最初受到社會經濟地位的限制，也容易進入直接與人打交道的專門領域，在所選擇的職業中，一般來說也更容易取得成就。顯然反常的、不受社會讚許的性選擇帶來種種麻煩，他們看起來仍善於適應各種社會關係。

所有這些資料都只提供了一些線索，從通常的科學標準來看並沒有決定性的意義，然而它們已足以使人相信，在同性戀問題上，傳統的猶太基督教觀點是不適當的，甚至是錯誤的，來自宗教的斷言理所當然地統治了若干世紀，現在暴露在客觀標準前經受檢驗，我堅信，現有的證據支援著親緣選擇假說。

在關於同性戀的討論中，生物學和倫理學的交叉是一個敏感而細緻的問題，不管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同性戀角色可能具有怎樣的優點，都不應該把同性戀者視為獨立的遺傳層次，要讓過去時代的遺傳適應性成為今天必須接受的標準，那就更不恰當乃至是不幸的，但是，錯誤地斷言同性戀者在生物學上違反自然，並因此站在宗教教條的立場上去繼續歧視同性戀者，那將是一種悲劇。

本章的基本論點是，依靠進化論新進展的幫助，人的性行為可以得到比過去遠為精確的定義，忽視這一點，就會認識不到人類歷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認識不到我們行為的基本內含，以及我們所面臨的選擇的意義。

透過教育和法律的作用，每一個社會必然在性差異、性行為標準以及家庭強化等問題上形成一系列的選擇，由於政權機構和技術日益複雜和相互依賴，要作出選擇就需要相應的精確性和豐富的經驗，透過這種或那種方式，憑藉直覺或依靠科學的幫助，我們的研究將要深入進化史內部，因為人的天性是頑強的，要改變它必須首先付出代價。

從法律保證的兩性機會平等出發，一個社會可以向職業選擇的統計上的平等發展，也可向人為的性歧視退卻；不管怎樣，未知的代價在等待著它，一個社會可以去組織功能穩定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消滅家庭而代之集體農莊；不管怎樣，未知的代價也在等待著它，那些用異性戀標準強求一致的社會也必須付出自己的代價——已經有人以個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種這樣的代價，我們相信，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設計，我們可以教導，可以獎勵，也可以強制，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考慮每種文化的代價，這種代價以訓練與實施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來衡量，同時也以為繞過我們的先天傾向而必須犧牲的幸福來衡量，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