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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兩種。宦官們逐漸控制了對倉儲的管理，並巧立名目。如規定商人交物品時需要包裝物品，以防物料損壞。宦官們提高包裝物品的費用，有時商人支付的包裝費超過物料的價值。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瀚曾上書揭發：“商人每年納錢糧，都苦於宦官收取的鋪墊，有許多富餘之家，竟因鋪墊而破產，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懸樑者，也不在少數。”貪汙倉料也是宦官們斂財的重要手段。
橫行各地的礦監稅使中，最為驕橫的要數陳增、馬堂、陳奉、高淮、孫隆等數人。陳增是萬曆年間的宦官，後被派往山東任採礦使，為皇帝籌集營建宮殿之資。陳增到山東後即插手地方事務，並與福山知縣韋國賢發生矛盾。陳增誣告韋知縣阻撓開礦，將其逮問削職。山東參政永珍春僅為韋國賢辯護了幾句，竟也被停發薪俸。陳增隨即在山東大規模地強行採礦，隨意抽取壯丁鑿山開礦，致使多人死在礦中。陳增將少量所得遞送朝廷，而將大部分歸入自己私囊。一些官員對陳增的做法不滿，紛紛上書揭發。結果陳增未受懲治，揭發的官員反而皆受到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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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朝宦禍十例（12）
與陳增出任礦監的同時，宦官馬堂也在山東征收店稅，並採取了公開持械搶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懲辦，致使中產之家多半破產。馬堂每年在山東抽稅十五六萬兩，自己私吞一半以上。當時有人統計，馬堂在山東的七年時間，所吞食的稅銀及蒐括民財共計達到了一百三十多萬兩。對此，陳增十分眼紅，急忙上書皇帝，請求兼管山東的店稅。得到萬曆皇帝批准後，陳增將掠奪之手也伸向經濟較為發達的臨清，並因爭設稅卡而與馬堂發生矛盾。後來雖經調解，兩人還是爭相設卡，重疊徵稅。一些窮鄉僻壤沒有店鋪，集市上賣的柴米油鹽都要交稅，山東官民深受其害，陳增和馬堂卻發了橫財。
陳奉是萬曆年間最驕橫的礦稅使之一。他本是御馬監的奉御，於萬曆二十七年被派往荊州徵收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他一人兼領數職，權重勢大，十分驕橫，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壓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黨羽爪牙則直入民宅姦淫婦女，無惡不作。富家大戶被迫傾家行賄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陳奉在荊州地區挖墳掘墓，喪盡天良。陳奉的行徑多次激起民變，但由於萬曆皇帝熱中於斂財，一再支援陳奉，彈壓地方官民。陳奉所到之處，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對於反抗的百姓，動用兵力血腥鎮壓，反對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陳奉從武昌回京時，運載財寶的舟車數里不絕。為防止老百姓搶奪，只得動用了大量官兵護送。
高淮本是市井無賴，後自閹入宮，任尚膳監監丞。當萬曆派遣礦監稅使之時，高淮看到這是發財的好機會，便重賄宮中權臣，出任遼東礦稅使。高淮到遼東後，社會上的殘渣餘孽及遊手好閒之徒紛紛投其門下充當稅使。他們或公開搶掠，或敲詐勒索，罄人之產，淫人之婦，遼東人民如蹈湯火。對於那些膽敢反抗的商民，不論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雙腳懸在井中，稱“懸頭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樹上，稱“抽腳朝天”；有的被攔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稱“腰束呂公絛”；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鐵皮上，稱“烘焚暖炕”，至於拳打腳踢、鞭腹笞背，更屬家常便飯。高淮還將遼陽的富戶登記在冊，逐一敲詐，多者數千兩，少者數百兩，最少的也需數十兩。富商張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聞知後，強行奪走了張柱的兒子，並藉此向他勒索，陸續索銀達四萬餘兩方才罷手。
孫隆是萬曆年間的蘇州織造太監併兼管蘇州稅務。蘇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業重鎮，經濟非常發達，孫隆在蘇州各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向商販徵收重稅，以至於行商小販不敢轉運，稅源日漸稀少。孫隆見狀，又強行向機戶徵收高額稅金。規定每張機納銀三錢，產紗一匹納銀二分，產緞一匹納銀五分。許多機戶被迫關門歇業，不少人餓死。蘇州的上萬市民們被迫走上街頭，在機戶葛賢的率領下，喊著“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進行反抗，並打死孫隆的爪牙。孫隆見勢不妙，嚇得跳牆逃往杭州。面對群情激憤的局面，作為礦監、稅監的後臺，萬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此事出於公憤。率眾反抗的葛賢，後來被蘇州人尊稱為“葛將軍”。經過這一事件，孫隆雖未遭到懲處，卻也威風盡失，後來竟不知所終。
（９）“九千歲”魏忠賢
“萬歲爺”是封建社會皇帝的專有稱謂，王公貴族有時被稱為千歲。作為一個太監，能被稱為僅次於皇帝的九千歲，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