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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看，宦官的養子不一定都是閹兒，也有不少是生理正常的兒童。東漢大宦官曹騰收養了一個姓皇甫的男孩，取名曹嵩。曹嵩後來娶妻生子，生下了大名鼎鼎的曹操。唐代曾規定宦官只許收養十歲以下的閹童一人為假子；宋代也規定年滿三十的宦官可以收養一個小宦官為假子，並需登記在案，但這些規定不過形同虛文。唐代權閹仇世良養子五人，彭獻忠有養子六人，楊復恭養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們的養子也不盡是閹人，出將入相者大有人在。宋代也有許多宦官收養宮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時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兒，以致出現其母抱兒投海的慘劇。清代的大宦官一般收養本姓本族的子侄為養子，在宮外居住。
憑實而論，雖說宦官中年朝廷允許其領養繼子，但並不是每一個宦官都有能力領養的，他得有相當職位和經濟能力作為吸引，像宋真宗時因宦官掠劫民兒致使母子投海的情形是極為罕見的。換言之，一個宦官要成為養父或義父並非易事，因為在人們的意識中，做宦官本就不是什麼光彩之事，而做其養子更是有辱祖先，若沒有官爵或錢財相吸引，是不會有人甘願為之的。從另一角度看，大宦官們都很看重養子，養子可以繼承其財產、繼承其爵位，更重要的是養子應該為其盡孝，在其死後應披麻戴孝、服喪守靈並年節祭祀。宦官們認為，如此一來在其死後方不至成為沒有依託的孤魂野鬼。
崇信佛道與宦官末路（1）
宦官們刑餘之後，心理和生理上嚴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尋找寄託，所以他們大多數人信佛，相信因果報應，認為自己閹割為宦官不過是削髮出家。這樣他們心理上方可平衡。唐肅宗時期以醜陋兇狠著稱的權閹李輔國經常身掛念珠，不食葷血。明代正派剛直的宦官興安臨終前要求將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權閹王振也篤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鎮曾在智化寺為王振建“旌忠祠”，並供奉王振的刻像。
清代順治心腹宦官吳良輔喜好佛事，進而影響了年輕的皇帝，並引見佛學大師和皇帝來往。吳良輔在病重時，還舉行了別具一格的剃度儀式。當然宦官們信佛並不是悟性頓開，他們大多沒受過正規的教育，在心智上尤其是知識積累上都相對膚淺，天資也並無過人之處，他們信佛只是苦悶生涯中尋找一種心靈的寄託，求得一絲可憐的寬慰。有的宦官還荒唐地將自己與和尚並列，他們也許真的不清楚這兩者是完全不可以相提並論的，然而不如此他們如何能正視自己閹人的身份和中性人的人格？由此也可以看出，宦官們的內心世界是多麼的悲涼與脆弱。
宦官晚年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邊的二總管劉多生拜北京白雲觀方丈張宗濬為師，並取法名劉誠印，道號素雲道人。他後來曾繼任白雲觀第二十代方丈，並由龍門派創出了龍門分支霍山派，成為一代宗師。由此，宦官信奉道教也有了宗派。劉多生為了擴大道教的聲勢，曾先後捐募白銀兩萬一千多兩，在白雲觀傳戒三次，受戒者達到一千一百多人，宮裡有許多宦官都受了戒。劉多生還自捐白銀三千六百多兩，購昌平縣良田十五頃，作為白雲觀的香火之資。據統計，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時代的宦官寺廟二十六處，劉多生一派即建有二十處，其中以地安門鼓樓後孃娘廟衚衕的鴻恩觀、北海東夾道的素雲觀和藍靛廠立馬關帝廟規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宦官寄望透過信奉佛道來求得心靈安慰，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為現實的原因在於，古代的宦官大多是窮苦人家出身，是為生活所迫而走上這條斷子絕孫之路的。他們在年輕力壯時執役於宮廷，溫飽當然不成問題，然而一到年老力衰，失掉服役能力之後，都要被驅逐出宮的。這些人除了服侍人之外，並不具備自我謀生的能力，而且在通常情況下，他們也沒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因為宦官在社會上是低賤的，家族中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老公”，是整個家族的恥辱，死後也不許入祖墳。有的宦官則是從小被人拐賣出來的，連自己家在何處也無從知曉。基於此，宦官們大多在年輕時便積蓄錢財，購房置地，或捐錢予寺觀，以備晚年有個棲身之所。
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多寺觀也是希望年老的宦官將其作為退養之所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宮裡宦官基本上都有積蓄，另一方面則因宦官與皇親國戚、高官顯宦都有關係，寺觀裡收容幾個過去稍有權勢的宦官對於寺觀自身而言有益無害。再是有權勢的宦官出宮後，還可以用僧道的身份與顯要人物接近，而且他們身為閹人，同顯要的內眷接觸更方便，更讓顯要們放心。如此一來，寺觀的發財之道就更多了。
歷史上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