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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由黨派到工人運動的公開領導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隨後,又派到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區(湘區)黨委員會為委員,參加了長沙和粵漢鐵路工人運動的領導。1922年秋,由毛澤東派到萍鄉領導煤礦和鐵路工人罷工,罷工勝利後,任路礦工人俱樂部(即工會)的副主任,隨後任主任,直至1925年。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是當時中國組織得最堅實的工會之一。劉少奇經過這個工會參加了當時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並於1925年春代表這個工會到廣州發起和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1925年“五一”開幕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劉少奇被選為全國總工會的副委員長。會後,劉少奇到上海成立全總辦事處(全總總部設在廣州),指導上海及中國北部的工人運動。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國巡捕槍殺罷工工人的慘案發生後,上海工人舉行了總罷工,同時,學生舉行了總罷課,商人總罷市,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迅速擴充套件到全國各城市。上海總工會亦於此時成立,劉少奇即在上海總工會工作。上海總罷工結束後,為躲避帝國主義的追捕,經組織批准,劉少奇回長沙養病,但卻被湖南的反動政府逮捕,由於全國工人和進步團體的抗議和救援,在獄兩個月,被判驅逐出湖南。劉少奇即到廣州全國總工會總部工作,參加了當時的省港大罷工及廣州工人運動的領導。1926年“五一”在廣州召開了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劉少奇被選為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同年秋,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佔領漢口後,他率全國總工會總部至漢口,在湖北總工會工作,領導了武漢的工人運動。1927年1月3日由於工人的英勇鬥爭奪回了漢口的英租界,這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大成功。劉少奇從開始領導工人運動起,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不斷地同工人運動中的各種反科學的“社會主義”作鬥爭,保證了馬列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指導作用。
1927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被選為黨的中央委員。劉少奇與黨內其他同志一道參加了當時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的鬥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到上海,轉入地下工作,曾反對當時黨內發生的盲動主義路線。1928年春,劉少奇到天津參加黨的順直省委工作,並負責指導北方的工人運動,堅決地反對了當時黨內破壞黨的統一和紀律的極端民主化傾向,維護了黨的統一。同年7月,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被選為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29年春,劉少奇被調到上海工作。1929年夏調任滿洲省委書記,領導發動了反對中東路事件的鬥爭。因罷工事件在瀋陽被捕,劉少奇堅不吐實,半個月後獲釋。出獄後,繼續在東北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曾反對李立三的冒險主義路線。1930年夏,劉少奇被派至莫斯科出席職工國際第五次大會,被選為職工國際執行局委員,留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黨中央職工部書記,領導了工人和學生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和攻佔上海的罷工運動。當時黨內在陳紹禹和秦邦憲的領導之下發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他們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忽視了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後中國階級關係的變化,主張一種打倒一切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政策,命令城市中少數黨員和革命分子去向強大的敵人盲目地進攻。這種錯誤使國民黨區域很多黨的組織遭受破壞,並使紅軍遭受極大的損失。劉少奇反對了這條路線,主張在白色區域正確地計算敵我力量的對比,“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與敵人決鬥”,“以準備將來革命進攻和決鬥”;主張秘密組織儘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廣泛地進行群眾工作,積蓄革命力量;主張從城市中派遣幹部到鄉村中去組織農民,加強武裝鬥爭的領導。但當時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拒絕接受這些意見,並撤銷了劉少奇所擔任的中央職工部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同志的簡要歷史(2)
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江西紅色區域,先擔任赤色區域職工會的工作,經常在黨的刊物《火箭報》上發表對於工人運動具有指導性的文章。後又調任黨的福建省委書記,對動員工人農民支援革命戰爭的工作有貢獻。
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舉行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劉少奇被派到紅軍第八軍團及第五軍團為黨中央代表,以後又被派為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
1927年至1934年,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