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深情回憶錄:我與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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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鼎臣同志深受迫害，但我從未聽他訴過苦或抱怨過，但事關人民利益，他則敢於堅持原則，仗義執言，可見他愛黨、愛國的赤誠之心。

在政協共事期間，我們嚴肅而認真地對每個議題展開討論，鼎臣同志還常來我家坐坐，繼續他在小組會內尚未盡興的話題。他講話聲音洪亮，略帶廣東口音，我聽來很清楚，而他則年高重聽，漸漸地，我發現藉助筆談，可以大大方便交流，於是，我便用很粗的鉛筆在紙上寫出較大的字來幫助談話。後來，連陪我的老趙阿姨都摸出了規律，鼎臣同志一來，她不僅要送上一杯清茶，還必然要遞我幾張白紙和鉛筆。我們談話的範圍非常廣泛，他幾次出訪回來，都興沖沖地來我家講述他在國外與僑胞親切會見，特別是與老洪門洪門，又稱“洪幫”或“紅幫”。清民間秘密結社之一。原為天地會的對內名稱，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相傳以洪武（明太祖年號）的洪字為代稱，入會者均稱洪門或洪家兄弟。長期在珠江、長江流域秘密活動，並在海外華僑中建立致公堂等組織。成員來往的情況，講他的見聞和感受，興奮之情，溢於言表。1987年8月，鼎臣同志回家鄉參加了紀念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蘇維埃成立60週年大會。回來後，他滿懷感情地對我講了家鄉的變化，感嘆這一切來之不易，盼家鄉乃至國家能蒸蒸日上。回想鼎臣同志這殷殷期望，怎能不叫人在悼念他的同時，更要學習他，努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

我還特別記得，鼎臣同志幾次談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積極物色、培養年輕人接班。他說，民主黨派物色接班人更困難。為此，他曾親自至廣西、湖南、安徽、青島、上海等省、市與致公黨在各地的領導人座談，並於1988年主動提出辭去致公黨中央主席的職務。他深遠的見地和重事業興衰的高風亮節，感人至深，因而被推舉為致公黨的名譽主席。

和鼎臣同志的交往，使我獲益匪淺。特別讓我難忘的是，他幫助我恢復了同一些老僑胞的聯絡，建立和加深了與歸僑、僑眷的感情，還使我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記得80年代時，鼎臣同志曾陪我到北京協和醫院去看望身患重病的黃周規老先生。1963年，我陪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尼時，黃老先生是印尼華僑報業鉅子。後來，他回國定居，並帶回了他組織出版的少奇在印尼訪問時的畫冊。經歷了“文革”的風風雨雨，畫冊已破損不全。鼎臣同志告訴我，黃老先生很珍視這本畫冊，它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別是僑胞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深厚感情，黃老先生極希望能親自將畫冊送給我。鼎臣同志建議我去醫院看看他。我們到病房時，黃老先生已臥病不起，他的夫人和女兒黃曙暉守護在身邊。黃老先生見到我，掙扎著探起身，緊緊地握著我的手，然後從床邊拿出畫冊，雙手顫抖著遞給我，在場的人眼睛都溼潤了。黃夫人和他的女兒簡單地敘述了在“文革”中收藏這本畫冊的危險情景。我深深感受到了僑胞的覺悟和厚誼，再三地重複說：“謝謝，我將好好儲存它。”此時，任何語言都顯得那麼蒼白。相通的感情，使我覺得多餘的話已不必說了。這本畫冊我已交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劉少奇主席紀念館儲存。離開醫院前，我詢問了黃老先生夫人和女兒的情況，黃老先生夫婦均為致公黨黨員，女兒在美國讀書和教學，我們還互相交換了地址。黃老先生病逝後，他的家人無論在哪裡，我們始終保持著新年賀卡的往來，互致問候和祝福。

沉痛追念黃鼎臣同志（2）

也是在80年代裡，經鼎臣同志聯絡，我出席過好幾次致公黨在民族宮等地舉行的新年聯歡會和在東城燈草衚衕舉行的三八節女黨員座談會。在熱烈的氣氛中同歸僑、僑眷親切地交談，還一起包餃子、照相，一起看文藝節目，其樂融融。我第一次聽歸僑歌唱家葉佩英唱《我愛你，中國》，就是在致公黨的聚會上。至今我仍深深感謝鼎臣同志幫助我加深了同歸僑、僑眷的友誼。

鼎臣同志十分儉樸。我還記得，他常穿一件黑色舊呢子大衣，我注意到這件大衣很沉，脫脫穿穿十分不便，依我自己的體會，年紀大了，穿又重又緊的大衣很不舒服。於是，我忍不住勸他，說：做件新的吧，輕一點的，寬鬆些的，上了年紀，這麼重的大衣穿不動了。他笑笑說，是該換一件新的了。可還是過了很久，他才做了件新大衣，還特地穿來讓我看看：比那件舊的輕得多哩。後來，他的女兒告訴我，她父親在港澳行醫時，是一位著名的醫生，收入很高，但他把錢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