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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新科學》第783節）
“荷馬所寫的英雄們在心情輕浮上像兒童，在想象力強烈上像婦女，在烈火般的憤怒上像莽撞的青年。”（《新科學》第829節）
荷馬的英雄們的本性是這樣的：“知解力有限，但是具有最廣闊的想象力和最強烈的感情。因此他們必然是土裡土氣，粗魯，驕傲，難應付，固執己見，同時，碰到新鮮的性質相反的事物又很容易興高采烈……。由於思索力的缺乏，英雄們都愛嚇唬人，易受剌激，寬宏大量，慷慨大方，就像荷馬所描繪的希臘最大的英難阿喀琉斯那樣。亞里士多德就是想到英雄習俗中這樣一些事例，才替詩藝下一條教義：用來作為悲劇主角的英雄們應展現出偉大惡行與偉大德行的混合。”（《新科學》第708節）
雖然英雄具有“最強烈的感情”，但“阿加門儂把阿喀琉斯的女俘布里賽斯奪去，阿喀琉斯狂怒咆哮，震天動地，替整部《伊利亞特》提供了題材，可是在整部史詩裡他卻絲毫沒有對被奪去的女俘有什麼愛憐的情緒。”（《新科學》第708節）
維柯對於荷馬所說的這些，同樣可以用來解說施耐庵：《水滸》的描寫殺人放火的文字，也可以稱是“酷毒野蠻”的，《水滸》英雄們，也是“心情輕浮，想象力強烈，烈火般莽撞”的，是那樣“粗魯，驕傲”，同時又“慷慨大方”；《水滸》除了寫有一個“矮腳虎王英”這個好色小丑，基本上沒有寫英雄如何愛美人，這種閱讀要求卻可以從後來的《*》中獲得，因為對於《*》的作者，“時尚”不同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對於明代這種“時尚”說得很明白）。《水滸》英雄形象起初來自宋元以來說書人；後來經施耐庵加工重塑；他尊重歷史給他的材料而沒有在這方面對英雄作出改變。在《水滸》中深涉美人的主要是西門慶、裴如海，然而那卻是英雄*的物件。
荷馬的這種“英雄方式的描繪”，“特別清晰，光輝燦爛，以至後來的詩人們都摹仿不上，還不消說並駕齊驅。”（《新科學》第707節）這種讚美之詞，也同樣可以移用於《水滸》。
維柯說得對，《伊利亞特》的這種詩意，荷馬不過是“遵從他那個時代的野蠻的希臘人的十分村俗的情感和習俗，因為只有這種情感和習俗才向詩人們提供恰當的材料。”（《新科學》第781節）
“讓我們允許荷馬敘述當時流行於希臘各民族中的那種無人道的習俗吧……例如……他還敘述到拒絕埋葬在戰場上打死的敵人屍首，任狼狗和鷹鷲吃掉……老國王普里阿摩用大筆贖金去贖回他兒子赫克託的屍首，儘管這具屍首已被剝光衣服，系在阿喀琉斯的戰車上拖著繞特洛伊城牆走了三圈。”（《新科學》第781節）
總之，一切都是作者面對的創作素材所給予的。《伊利亞特》如此，《水滸》也是如此。
當我們讀到武松“血濺鴛鴦樓”，最後還蘸血在牆壁上寫下“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我們豈但是“允許”的，而且也是感到解恨和痛快的，因為小說顯示，武松之所以殘酷到這樣，原因就是“當時流行的習俗”，就是他受欺凌受壓迫受欺騙到忍無可忍的事實。所以，《水滸》英雄的“殘酷”，比起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有著自己的歷史社會基礎。看來，只要是從歷史社會基礎上產生的詩篇和詩意，就都應當是無可非議的，不但永遠能給人以閱讀審美的愉悅，而且人們能夠藉以去認識彼時的歷史時代，聖賢們早就定義過了：“詩言志”，“詩為天人之合”。
正如人們讀了荷馬《伊利亞特》；不會去模仿那裡面的史詩英雄的簡單野蠻一樣；人們讀了施耐庵的《水滸》；所獲得的也主要是文學的享受和對某種歷史社會生活的認識。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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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議馬幼垣評《水滸傳》
談馬幼垣《架空晁蓋》一文
一
三聯書店所出馬幼垣先生的《水滸論衡》，其《架空晁蓋》一文，語涉大陸1975至1976年之際的“評水滸”。粗閱之下，覺得馬先生對於晁蓋在《水滸》中如何被架空的蒐羅匯總工作，對其來龍去脈的梳爬整理，做得是很細緻的，至少我還沒有見到別人這樣做過。他對於宋江與晁蓋之間存在的明爭暗鬥，作為《水滸》敘事藝術的某一條主線來分析，也頗有見地，是中肯的。
馬先生的這兩點值得肯定的學術見解和收穫，如其言，首先還得歸功於毛澤東，要不是毛澤東那樣嚴重、那樣著名地提出晁蓋與宋江的問題，馬先生這篇文章一來缺少了前提，二來也可能就想不到這個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