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河集

第35部分 (第1/4頁)

他在《水滸二論》（三聯書店07年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的第239…240頁寫道，不應“政治掛帥地強說前無計劃、後無步驟、因應行事、以中上層社會分子為主幹的梁山聚義是農民起義”。

在接著的第335頁寫道：“東平、東昌兩府與梁山從無過節，梁山為了消弭內部矛盾便隨意起兵攻打，不論城池被攻破與否，人民生命財產遭嚴重損害勢不可免。為何此兩地的人民該充當解決宋江政治難題的犧牲品？這樣子就是替天行道嗎？可容別具用心，硬給《水滸》套上現代政治解說者不顧書中所說的事而盲目美其名為農民起義嗎？”

在第339頁寫道：“從‘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官逼民反’等陳腔濫調所代表的角度去看《水滸》固然無法窺其堂奧，套用‘農民起義’、‘英雄傳奇’、‘反貪官，不反皇帝’這類新八股亦難得要領。兩者均會導致得出膚淺且似是而非的結論。”

馬幼垣先生提出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水滸傳》裡的梁山聚義，不應看作是農民起義嗎？不應把《水滸傳》看作是對那一社會里農民起義的描寫嗎？

作為讀者，我很想看到馬先生對此有較為詳盡的論述，但馬先生的這厚厚兩大本書，重點並不是討論這個問題，而只是在論述其它問題時順筆一帶說了這樣的一些話。現在，我只有遵照馬先生指示的“就書論書”這一“簡單、正確”的方法，來考慮《水滸傳》是不是不能當作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書來看？又因為《水滸傳》寫的是宋江的事情，書中還寫了宋江去打方臘，這都與北宋歷史有關，不可避免就應當粗略看一下北宋歷史上宋江、方臘以及其他“盜賊”的情況。歷史上的農民的反抗或起義總是被用“盜賊”這個字眼來記錄的，並無現成的“農民起義”這四個字，關於這一點，應當沒有疑義，要不然，中國這麼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上就不存在“農民起義”這回事而成為世界史上的奇聞了。

為了避免過多引用人們早就熟知的《水滸傳》故事，我們不如先看看北宋歷史上有關“盜賊”的情況，他們起事的原因、隊伍的組成如何？他們的所言所行如何？朝廷對他們的政策如何？他們的結局如何？然後與《水滸傳》作一對照，二者是否一致？這樣，我們既符合馬先生的要求“就書論書”，又增加了參照系，應當較能說清楚這個問題了。至於理論上的引經據典，就不費那事了，免得“膚淺且似是而非”，被馬先生戴上“政治強說”、“陳腔濫調”、“新八股”這幾頂大帽子。

據何竹淇先生《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上編第二分冊所錄《宋史卷一八八》載：“元祐元年，司馬光言：‘近歲災傷，盜賊頗多……萬一有李順、王倫、王均、王則之事，乘間竊發，攻陷郡縣，豈不為朝廷憂？”

馬司光言及的這幾個“盜賊”，發生在《水滸傳》的年代之前，為北宋前期（太宗、真宗、仁宗）。我們不妨先來作一簡略的考察。材料來自《彙編》上編第一分冊。

1，關於李順。

淳化四年，四川“民王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來附，遂攻劫邛、蜀諸縣……小波病創卒，眾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為帥……賊勢日盛”。兵力達到十多萬以上，在與官軍多次作戰中失利，李順等人被捕遭極刑，餘部繼續與官軍作戰。我們從《彙編》所錄曾鞏《妖寇傳&amp；#8226；王小波傳&amp；#8226；附李順傳》等資料可知，這是一次官逼民反，他們殺貪官，並建立自己的政權，最終失敗。

2，關於王倫。

慶曆三年，歐陽修《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說，沂州卒“王倫等殺卻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王倫仍衣黃衣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江海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而兇徒轉熾……”。《再論王倫事宜》：“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鬥敵，卻赴王倫酒茶”，《論諫院宜知外事》：“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騷”。王倫最後遭官兵剿殺。

3，關於王均。

何竹淇先生按說，王均起事形式上屬於兵變，但時間上是繼王小波李順之後，彼此不無相關。

鹹平二年，益州叛軍推王均為首，據成都，陷綿、漢諸郡，知益州牛冕出奔漢州，都巡檢使劉昭戰死，均遂號大蜀，建元化順。王均戰敗，在獄中自盡。

4，關於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