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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開門立戶的相聲終於在北京成了氣候，一門三枝朱、沈、阿，各自都有了各自的徒弟，各自都有了各自的段子、各自的風格。其間，朱少文先後又課二徒，光緒八年納徐永福於帳下，取藝名“徐有祿”；光緒二十一年收了範長利，藝名叫作“範有緣”。當著外人，他從來都是說總共收了三個徒弟，他羞於提起“貧有本”這個不學好被自己逐出師門的弟子。沈春和陸續收了###——藝名“線兒黃瓜”等五個徒弟，阿彥濤則又有了恩緒等三個高徒，尤為可喜的是，這一批徒弟之中的成事者竟也有人開始授藝，相聲已然有了第三代傳人！
幾十年間，清門兒相聲與渾門兒相聲到底融合在了一起，上演的段子日漸多起來，單口兒、對口兒、群口兒的，大貫口、小貫口的，說的、柳的，一頭沉的、子母哏的，連長帶短竟也有了一百餘段，你方說罷我登場，爭奇鬥豔，各擅其長。磨礪之中，令這些“歡喜蟲兒”總結出了數十種抖包袱兒的手法，三番四抖、陰錯陽差、先褒後貶、一語雙關、自相矛盾、表裡不一、違犯常規、歪講曲解……只在精於設計、巧於安排，一心逗得人們把笑口張開。
為了生存，為了躲避強權勢力者的欺凌，他們與說書的、唱曲的、耍把式的、占卜算卦的這一類江湖人共同編纂了只有他們這個群體才能聽得懂的黑話“春典”，用“溜、月、汪、摘、中”替代了“一、二、三、四、五”，把“嗓子”稱作了“夯頭”，把“打錢”奔生活稱作了“置杵”，大概是因為做藝要如砸夯一般賣力，石臼搗米無論如何離不開那一根杵！他們將“王姓”稱作“虎頭蔓”，暗合著老虎腦門正中那一枚“王”字花紋；將“張姓”稱作“跟頭蔓”，正由於京人常把“摔跟頭”說成“張跟頭”。這樣做的目的沒有別的，只是為了能夠更有效地保護自己。
這幾十年，風瀟雨晦，禍亂交興，生活在京城裡的這些“歡喜蟲兒”們，經的、見的實在太多太多！年紀輕輕的一個同治小天子，方剛主政便一命嗚呼，有說因為得了天花，有說因為患了梅毒，總之，年未滿二十即短壽夭折。實在說，藝人們對皇上的壽數並不關心，關心的只是又趕上了一回倒黴的“百日國孝”，他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響器，在肚子上再緊一把褲腰帶。朱少文的岳父李寶成只因氣不忿在戲園子門口敲了幾下鑼，便遭到看街的兵丁一通鞭打，羞辱之下吐血而亡。未及過上幾天消停日子，又接連爆發了中俄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人心惶惶的百姓，耳聞了那一個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皆敢怒而不敢言，誰還有興致頻頻光顧娛樂場？王麻子和倉兒只因作藝時即興提到了《馬關條約》，罵了簽約大臣一句“中國娘東洋種”，便被雙雙流配到了新疆喀什。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戊戌年又遭逢了百日維新變法，慈禧太后政變成功，在瀛臺囚禁了光緒帝，菜市口斬了維新派六君子，韓麻子只因頭些天曾去湖廣會館給譚嗣同等人說過幾段相聲，便被誣為同黨，身陷縲紲，含冤死在牢中。最難忘的還是庚子年的那一場事變，朱少文記得尤其清楚，八月十四那天，八國聯軍侵佔了北京，一時間屍橫滿地、棄物塞途。各家各戶的大門口都插上了白旗，旗子上均寫著“順民”二字。在日本兵佔領的北城，還勒令要將一個紅日塗於旗心。在德國佔領區，商家鋪戶被逼得紛紛改了店名，轉眼間，“德發”、“德興”、“德旺”、“德昌”、“德法長”的牌匾便充斥了大街兩旁。馬麻子只因在義和團興起時自編自唱過一段《火燒西什庫》的太平歌詞，不知是哪一個漢奸告的密，竟被洋鬼子認作“義和團大師兄”，一通亂槍之下被打死。莫非這就是那些終日為人們開心解悶，被人們稱之為“歡喜蟲兒”的相聲藝人最終應得的下場？莫非天道本就如此，讓他們撒下歡笑的種子，收穫的卻只有痛苦與悲哀？泱泱大清國，又有誰能夠作出回答？
年逾古稀鬚髮皆白的朱少文，隔三岔五依舊堅持著到天橋賣藝。儘管兩年前，蒙古羅王多爾濟因為賞識他的才藝，給與他一份優厚的錢糧，將他招至府中，要求他不再去明地作藝，以隨時叫在身邊佐酒談笑，但他仍是忘不了天橋，離不開天橋。幾十年來，正是這一方土地養育了他，成就了他，讓他揚了蔓、享了名。現而今，他已不僅僅是為了掙錢養家，他只是戀著想著那一群群一夥夥，贊過他捧過他的鄉親一般的平民百姓，為他們說一番，唱一段，敲上一陣竹板，撒下幾行沙書，別人笑了，自己的憂煩也一掃而空。
眼見進了臘月二十三，再有三五天，富人的新春佳節、窮戶的歲末年關又要到了。
清早起來，朱少文便叫過唱兒，命他把提前預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