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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為了講衛生，而是防止新兵逃跑。
打仗時子彈還是很充足的，每個士兵都有百十發不等，如果力氣大還可多背一點。但是炮彈卻很少，其他重武器基本沒有。當兵的人，一天只吃兩頓飯，有時常常要喝稀飯，吃不飽，穿得也不好，所以軍紀比較差。有的地方把過境軍隊的槍繳了，過境之後再發還軍隊，這樣尷尬的事情到處都發生過。
我問：士兵戰死有何待遇？
盧老回答：當兵的人最可憐了，一旦戰死疆場，既沒有撫卹金，也沒有陣亡通知書，當然更談不上什麼烈士待遇等等，有的長官甚至連士兵姓名歲數都弄不清楚。下場好一點的找民工掩埋，算是入土為安，打了敗仗那些屍體就全扔了，聽天由命吧。相反各級長官都要斂財，方法就是吃空缺，比方一個連有一百二十人編制，實有八十人，那四十人的空缺就被連、排長裝進腰包裡。
“七·七事變”時，盧老駐防北平，他說第一次遭遇日機空襲，中國守軍隊沒有高射機槍，日機就肆無忌彈橫行天空。日本飛機一直飛到電線杆那麼高，追著人群掃射，連飛行員的臉都能看得清楚。
在地面上，日本坦克更是橫衝直撞耀武揚威，步槍機槍對它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坦克炮火倒是很兇。那時候中國軍隊沒有平射炮（戰車防禦炮），對敵人坦克束手無策，所以一見到坦克只好拼命逃跑。盧老說，直到抗戰後期的1944年他才第一次見到平射炮，中央軍一個軍才配備四門。
另一位炮兵專家廖季威老人告訴我，蔣介石政府從1938年在湖南組建戰防炮團，但是因為數量太少，難以對付敵人坦克。
我想起一個問題，二戰期間各國的陣亡將士都有統計，有名有姓，備有檔案可查。當了戰俘的，也有戰俘名單。猶太人被殺害六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記載，好讓後人紀念。可是中國究竟陣亡多少軍人，多少民眾死於戰爭？還有多少官兵成為敵人戰俘？其中遭到日本人殘酷殺害有多少，生還多少？還有大批戰俘被運往日本做勞工，後來下落不明，這些人數共有多少？中國何以一本糊塗賬，以至於今天連起訴日本戰爭罪都難上加難？
盧老搖頭嘆息，苦笑不答。
光陰荏苒，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已經成為一段遙遠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戰爭親歷者和當事人未能說出真相就去到另一個世界，把許多遺憾和謎團留給後人。值得慶幸的是，1938年的抗日軍官盧繼東親自參與和見證當時那場震驚世界的黃河大水事件，當他老人家跨越將近一個世紀的滄桑歲月來到我的面前，就成為帶領我走出歷史迷宮的一座醒目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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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來了1（1）
二戰結束四十多年後的1986年，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朝日新聞》以“我記憶中的二戰”為題，發表一封戰爭親歷者來信，在日本引發強烈反響。至次年八月，讀者來信多達四千餘封，其中選發一千一百餘封，以《戰爭》為題結整合書。於是日本各家出版社也不失時機地推出若干戰爭親歷者的回憶、見聞、故事、書信等等，在日本社會掀起一股“回憶二戰”的文化熱潮。
“昭和五年（1930年），我剛滿七歲，穿上盼望已久的小學生第一套黑色校服，規規矩矩坐在教室裡，學習背誦當時流行的校歌：和大哥哥肩並肩，我今天上學堂。
感謝士兵，感謝士兵，
他們為國戰鬥，戰鬥為國。“規定我們小學生每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敬禮，天皇照片被置放在每所學校門口最神聖的位置上。歷史課和德育課是背誦《天皇敕語》，老師教育我們：忠誠於天皇是每個日本國民的最高美德。學校假日選在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天皇誕辰、神武天皇紀念日、陸軍節、海軍節等等。”（鐵口成志，六十三歲，東京退休職員）
“昭和十年，我上小學三年級，市禮堂舉行柔道拳擊對抗賽，賽後放映電影。千人禮堂擠得滿滿的，繫著黑帶的日本選手和戴著拳擊手套的美國選手上臺，自始至終觀眾給柔道選手鼓勁，大聲斥罵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得勝利，全場歡聲雷動。接著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的戰鬥場面，我軍佔領地方地盤，升起太陽旗，全場觀眾鼓掌，群情激奮，高唱國歌《君之代》……我認為進行戰爭理所當然，打敗外國人也理所當然，我們就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我們從小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要當兵沒有半點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古澤敦郎，六十二歲，北九州市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