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花園口黃河大決口:黃河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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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口號和理由。

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內閣決定與英、美妥協削減海軍艦隻。首相濱口雄幸招致軍人行刺身亡。刺客被判處極刑，刑前發表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一時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而天皇觀看根據刺客故事改編的戲劇之後，公開表示對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濱口遇刺不久，右翼軍人在東京策劃武裝政變，企圖建立軍人內閣以實現對###（中國）全面入侵，史稱“三月事件”。當局逮捕大批政變分子，奇怪的是政變者並未受到嚴懲，甚至免予軍紀處分。原來赦免政變分子的命令來自日本皇宮，天皇裕仁成為軍人“下克上”的最大保護傘。

三月事件風波尚未平息，日本陸軍就在中國東北發動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事變第二天內閣駁回陸軍緊急出兵的提案，確立“不擴大”方針。但是軍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關東軍、朝鮮軍聯合出動，不到一百天就佔領了相當於日本國土兩倍半的東北全境。

部分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機迫近，時任首相的若規禮次郎在內閣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說：此戰一開，則日本國無寧日矣。可見得他已經預見到對華開戰是一條不歸路，將給島國民族帶來滅頂之災。無奈此時的日本軍人就像阿拉伯神話中那個從瓶子裡放出來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經為時晚矣。

此後日本政局持續動盪，軍人大行其道為所欲為，肆無忌彈地製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動法西斯軍人集團上臺的武裝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　、“帝人事件”、“神兵隊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澤事件”等等。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輕軍官數百人發動政變，全面襲擊東京首相官邸、警視廳、日本銀行、政黨本部，槍殺內閣首相犬養毅。昭和十一年（1936年），駐守東京的日本近衛第一師團發動兵變，公然殺死曾任首相的內閣大臣齋藤實和高橋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邊等多人，開創軍人武力干政的先河，史稱“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時蔚為風氣。

本來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擅自行動和越權作戰為軍紀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經像一種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軍隊像脫韁野馬不受約束自行其是。寺內總司令向東京拍發電報進行控告，同時派人向海軍提出抗議，更有年輕氣盛的師團長派出坦克部隊開往連雲港向海軍示威，但是一向傲慢無禮的海軍哪裡把陸軍放在眼裡。艦隊司令一聲令下，軍艦上的遠端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艦載飛機排出密集隊形從天空呼嘯而過，海軍陸戰隊築起工事嚴陣以待，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一場流血內訌眼看難以避免。

東京大本營緊急派出特使前往調解，調解結果是華北派遣軍退回徐州，海軍維持佔領，“連雲港危機”暫時得以化解。事實上東京的袒護立場最終成為妨礙日本帝國走向勝利的絆腳石，1942年美軍進攻瓜達爾卡納爾群島，時任南方軍總司令的寺內壽一請求海軍運兵船支援，海軍則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加速瓜島守軍覆滅。

寺內總司令對大本營的偏袒態度深感憤慨，既然大本營無力約束海軍，那麼陸軍為什麼一定要成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呢？歷史表明，這個看似同中國戰局無關的“連雲港事件”卻將對1938年的抗戰程序產生深遠影響，它的直接後果是刺激華北派遣軍自行其是越權行動。儘管大本營命令“保持各自態勢，暫不擴大戰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內總司令根本不打算服從命令，他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東京絕不會懲罰打勝仗的將軍。幕僚支援總司令的決心，他們說；佔領###（中國）是陸軍的責任，所以怎麼做都不過分吧。

徐州會戰接近尾聲，兩大日本派遣軍實現勝利會師，前來增援作戰的華中派遣軍陸續撤回南方戰區，北方戰場開始呈現短暫的平靜局面，一道蓄謀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達了。下達命令的是總司令本人，他對參謀長口授電文道：致電土肥原賢二將軍，華北派遣軍命令如下……

“下克上”5

對多數經歷過東北淪陷的老百姓來說，日本奴役下的淪陷區如同一座人間地獄，中國人稍有不從即被抓進特務機關，輕則嚴刑拷打，重則砍頭喂狼狗。而指揮東北特務機關的“奉天特務長”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賢二，職業間諜頭子，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1913年以陸軍上尉身分來到北京“坂西公館”（特務機關），自此開始其長達數十年的特務生涯。在西方人撰寫的《世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