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的北平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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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漠中的綠洲

1941年暑假，我從育英中學畢業，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

我帶著行李透過西直門日本侵略軍的檢查崗來到燕京大學，首先感覺到校園優美安靜。中國古典式的教學樓、圖書館、體育館，映襯在一片翠綠之中，未名湖畔低垂的柳絲，湖水中倒映的塔影，岸邊綠蔭滿地，三三兩兩的同學在樹蔭下、草坪上讀書、交談。燕京大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地處北平西郊燕園（今北京大學校址）。此時日本同美國還保持著外交關係，美國人司徒雷登（）校長仍主持校政，課程設定仍和抗日戰爭前一樣，沒有變動。日本兵不準進入學校。這樣，燕京大學保留著一定的獨立性，這也正是許多同學願意報考這所大學的原因。

自9月1日開學至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雖然只有100天，但在同學心裡留下了深刻的懷念。燕京大學湖光塔影的優美環境、自由開放的學術氣氛和諧融洽的師生關係，使同學們感覺與淪陷的北平城裡有著明顯的不同。走出牢籠般的城裡，邁進自由呼吸的燕園，同學們感慨地說：“這裡是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開學第一星期是迎新周，學校的所有教室和各種場館全部開放，同學可以結伴自由參觀，熟悉學校的環境。教授們歡迎學生到自己家中作客，備有茶點、糖果招待同學。師生或立或坐，自由交談，探討學術，聯絡感情，建立友誼。迎新晚會在臨湖軒（校長辦公室兼寓所）前的草坪上召開，一面是秋波盪漾的未名湖，一面是分篁拂竹穿林繞木；兩株300多年的白皮松，蒼勁挺拔。校長司徒雷登博士首先致辭。這位出生在中國浙江的美國人，在燕京大學已經擔任了23年校長。他以和藹可親，緩慢而清晰的語言表達對新生的歡迎，讓學生聽起來又親切又新鮮。然後他和同學們一一握手，向同學們一一介紹到會的教授，時而發出歡樂的笑聲。迎新晚會由“燕京劇社”的老同學孫以亮（孫道臨）、張茵陳等演出話劇《生死戀》，受到同學們熱烈歡迎。

回到宿舍，新生都能收到幾種不同的邀請函，有歡迎參加讀書會的，有歡迎參加團契的，還有邀請參加合唱團、戲劇社、文學社、歷史研究會的。翻看著各式各樣的邀請函，我最終選擇了新聞學會。新聞學會里大部分是新聞系的同學。新聞系的系主任是來自天津《益世報》的劉豁軒教授，他很開明。他開的課程是新聞學概論。地處貝公樓（新中國建立後改稱辦公樓）大禮堂後面的系辦公樓走廊裡，張貼著路透社、美聯社的電訊稿，不僅可以看到抗日戰爭的訊息，瞭解到八路軍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還可以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歐洲戰場的訊息。

迎新周活動豐富多彩，內涵深邃，使同學們很快融入燕京生活。

但是，燕京大學這塊綠洲畢竟是處於嚴寒季節的綠洲，校牆外面時刻都颳著凜冽刺骨的寒風。出了校門在各個重要路口上，都有手持插著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式”步槍的日本兵。這塊綠洲畢竟是在漫漫黑夜籠罩下的綠洲。日本特務時刻窺視著學校的動靜。這一切提示著：善良的老師們同學們，要時刻警惕這突然闖進校園的日本兵，他們是一群沒有人性的野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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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的地下堡壘

和我同時考入燕京大學的原育英中學地下黨支部的共產黨員有宋汝棼、饒毓菩、王森昌，“民先”隊員戚天慶，和地下黨有關係的抗日革命分子徐偉、韓敘、潘超。我們沒有和原有的燕京大學的地下黨組織打通關係，不瞭解那裡的情況。

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學被日本侵略軍封閉後，我被調往###北方分局（後改為晉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參加工作，繼續聯絡北平地下黨組織。在以後的工作中，我逐步瞭解到，當時的燕京大學地下黨組織是共產黨員最多、抗日活動最活躍的地方，是沙漠中的綠洲掩蓋下的革命的地下堡壘。實際上，在我們入學燕京大學之前，在燕京大學黨的組織已經很有力，黨的工作已經很活躍。

抗日戰爭開始後，燕京大學的大批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和同學離開學校，部分南下大後方，部分去延安，轉入敵人後方，參加游擊戰爭，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尚未離開學校的社會系三年級學生杜若（杜含英），是1936年入黨的共產黨員，先後擔任過燕京大學地下黨支部委員、“民先”隊長。她把繼續在校的“民先”隊員重新組織起來。他們有林立（尚辛如）、高天輝（郭士琦）、馮秉珊、魯心真、陳明智、陳浩（陳寶靜，曾任周恩來總理的英文秘書）、王若林（王淑靜）、李維存、陳封雄、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