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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之上的。既然這樣，他們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與漢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擔心在輦轂近甸安置大批的韃靼人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給予限制。自洪武時期起，為了消除元朝的影響。促進蒙古族人和漢人的同化，明朝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傳統，做明朝馴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語胡姓 ；洪武四年禁胡禮 ；洪武五年再申民間婦女服飾之制 ；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許與本類嫁娶，違者治罪 。朱棣即位後，繼承了這一政策。無疑這種強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著對蒙古等少數民族的歧視的。這與前述的對韃官的不盡信任，是不利於對他們的懷柔和爭取的。致使有的韃官與明朝貌合神離，“獷悍如故” ，一遇變故“甚至乃有為虜鄉導者” ，“有因事欲北徙者” 。
然而總的說，朱棣對韃靼、瓦剌的懷柔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論是邊外羈縻衛所的首領軍士，還是腹裡的韃官韃軍，大都忠於明朝，併為之效力。他們對明朝授予的封號官爵十分重視，把它看作是極高的榮譽和統轄本部屬的依據。他們將朝廷頒發的璽印誥命輾轉相傳，世世寶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掙脫俄國的羈絆重歸祖國時，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敕封玉印一顆”，並將其獻給清政府。 永樂時期北部邊境的大體安靜，這種懷柔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大批的韃靼人入居內地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給韃官的俸祿過高，以致供韃官一人之祿可瞻京官十七員半 。因而正統時有“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 的感嘆。但這與制馭韃靼、瓦剌的大略宏圖相比，畢竟是次要的。
二、商賈貿易，一從所便
蒙古人退居塞外後，比成吉思汗時期以前處於更孤立的狀態，蒙古與明朝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的貿易幾乎完全停頓了。由於遊牧生活，從前工匠和農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 。但是，他們對於糧食、紡織品和鐵器等金屬製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儘管他們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於蒙古入主中原達百年之久，中原地區的影響並不能馬上消失，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也不能馬上改變。比如他們吃的是“食兼黍谷”，並非全是肉乳；他們穿的是“衣雜縑布”，“富者至被緹繡” ，“食最喜甘，衣最善錦”，其首酋愈以“衣錦服繡”為榮 。但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產，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區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與明朝處於交戰狀態時，蒙古人也悄悄與守邊士卒進行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 。說明了商品交換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當然瞭解這種情況，對同蒙古等少數民族的貿易一向控制甚嚴。它一方面利用貿易作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手段，同時也用貿易對其示以懷柔。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邊防，需要大量馬匹，這使得與蒙古等地區的貿易勢在必行。
洪武時期，對於邊地的貿易有很細緻的規定。馬文升說：“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緞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給予，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 一切不經朝廷許可的私人貿易都嚴格禁止。《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條文繁複重疊 ，反映出明廷對這一問題重視的程度。明人認為，這些規定是為控制戰略物資的出口，亦為了減少因貿易引起的糾紛，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則可以“操縱機宜” 。
朱棣即位之初，為顯示寬仁大度，對北部邊疆各族的貿易似乎稍有放寬。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齎敕諭兀良哈、韃靼、野人諸部曰：“朕今繼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內外，俱效職貢。近邊將言爾諸部酋長，鹹有歸向之誠，朕用嘉之。特令百戶裴牙失裡齎敕諭爾，其各居邊境，永安生業。商買貿易，一從所便。欲來朝貢者，與使臣偕至。” 同時，由於“靖難之役”，天下馬匹損耗甚多，全國僅有馬兩萬三千七百餘匹。為鞏固政權和邊防，朱棣十分注意馬政，一方面“嚴督所司，用心孳牧” ，同時開民間養馬之禁 ；另一方面就是加強與產馬地區的貿易，大量買馬。
一種交易是不定地點，價格由官方規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陝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於寧夏市馬，請官市之，以資邊用。上從之。命有司償其直。上馬：每匹給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