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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裡衣袖敝垢，納而復出”。有侍臣稱讚他的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汗濯更進。” 明人稱頌朱棣“愛惜下民，屢蠲租賦，猶嗜儉樸，不喜紛華” 不為無據。
由於朱棣君臣的經營，永樂初年受戰爭破壞的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力量日漸增強。然而，眾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樂一朝不斷有所興作：徵安南、下西洋、討蒙古、遷都北京，未一刻暫息。這與“毋殫其財，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異其趣。朱棣曾說過：“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其養，雖休之不德。” 以朱棣之所為，百姓征戰勞作不止，焉能不失其養，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廣佈政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切中永樂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鉅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永樂末年，民生情況已經十分不妙。暴發于山東的唐賽兒之亂，便是百姓對朱棣怨懟的真實反映。
其三，說到養士擇賢，聽言納諫。
朱棣即位後，標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學，重視科舉，注意人才的培養。在朱棣身邊總是聚集著一批文士，明代的內閣制度也因而開始形成。
文獻中記載著許多朱棣愛惜、養育人才的故事。永樂二年，狀元曾■等人受命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進士文學優等者及善書者為之， 是仕途中的重要階梯。後，朱棣又命侍讀學士解縉選才資英敏者就讀文淵閣，曾■等二十八人入選。庶吉士周忱落選，他上言自諫少年願學，朱棣十分高興，增周忱共為二十九名。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張，光祿寺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每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學館面試之。 就學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並派給校尉騶從，可謂優禮之至了。後來其中的不少人樹有政績留名後世。永樂年間還開了舉人入監讀書之例。由於進士所取有限，不少舉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並給予教諭之俸。 也是養成人才之一途。
但並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樂年間有所施展。即如後來聲名赫赫的學士楊榮、金幼孜、黃淮等也僅以五品秩入直文淵閣。 說是參與密勿，其實也很難影響決策。
朱棣喜書畫，善書的沈度兄弟、善畫的王紱等都被他羅致在身邊。這些看似優遊尊貴的文人學士並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鳥入樊籠之感。如王紱詩有：
縱有好奇者，相看為玩弄。
孰知野鳥苦，只悅公子容。
這樣的句子，確道出了朱棣身邊的一些文人學士的心境。他們不過是供裝飾用的花瓶籠鳥而已。
朱棣標榜謙己納諫．但其剛愎自用，很少聽取別人的意見。軍國大事多由一人獨斷。即如發五十萬大軍出塞親征蒙古這樣的大事，也難得令臣下贊一辭。永樂八年北征，車駕次凌霄峰，朱棣問侍臣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胡廣以奉承之語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這固然可以看出諸將態度不積極，但也可以看出朱棣與群臣的關係。史學家談遷在評論這次北征時說：“諸元侯銳士，徒知凜畏，謀議畜肭。” 寧遠侯何福從徵，僅以“數違節度”，畏罪自殺，“功冠交南”的英國公張輔，亟調從徵，既不令抗鋒，也不令逐北，僅以之俾督運。“天子自將，不欲諸臣分其功也”。 既如此，諸臣何敢諫言？
經過兩次北征，仍未達到朱棣預想的目的。永樂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問題，遭到了群臣的反對。兵部尚書方賓力言軍興費乏。戶部尚書夏原吉說：“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費迭作，內外俱疲。”朱棣大怒，方賓懼而自殺，夏原吉下獄，並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連續發動了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結果，無功而還。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嘆“夏原吉愛我”，豈不晚矣！
最後，朱棣聲稱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斷申明禮制，旌表節婦孝子，又命儒生輯《孝順事實》、《為善陰騭》以頒賜天下。朱棣本人則裝得極為仁慈，甚至虛偽到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永樂五年五月己巳這一天，朱棣來到靈谷寺，駐驊中庭：“有青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餘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 而朱棣之所為，卻多有可議之處。其最為人所不齒者，殆為對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