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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愬 。此外，黎氏還侵雲南寧遠州七寨；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 。黎氏不甘心僅封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時他們還“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 。這些都為朱棣所不能容忍。
永樂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分別統“兩畿、荊、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統“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進討安南，以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大理寺卿轉餉，朱棣親臨龍江禡祭誓師。此役明軍兵力達八十萬 ，比朱棣親征蒙古還要多出許多。可以說是舉國動員了。朱棣說：“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又戒眾將“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姿妄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者”，並稱“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宗廟，揚功名於無窮” 。如此說來，這豈不可以稱作仁義之師了嗎？而且，朱棣的話，就興滅繼絕的封建禮法來說未嘗為無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明朝軍士“皆歡呼用命”。五年五月，明軍大勝，黎氏父子均被俘虜，都督柳升等將其“獻俘闕下”。
但問題並未完結，關鍵在下一步如何處理。
朱棣下詔訪求陳氏子孫，據張輔報告說，當地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為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 對此，各書記載大體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詔，改安南為交阯，設立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按察分司，並設立府州縣等機構 ，儼然為內郡。朱棣忘卻了祖訓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話，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為“不徵”之國。從此，明軍便陷入泥潭，難以自拔。
明廷規定陳氏宗族被殺害者贈官，居官者仍其舊，又詔訪明經博學、賢良方正等各種人才送京擢用。同時“中朝所置吏，務以寬厚輯新造”。然而，“蠻人自以非類，數相驚恐” 。永樂六年，陳氏故官簡定反，立國號大越，紀元興慶，諸縣響應。明守軍戰敗，朝廷派沐晟率師征討，再敗。不得已，又派張輔再次往徵。簡定同時使用政治手段，爭取大越政權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陳季擴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稱前安南王孫，請求封爵，被張輔拒絕。陳季擴等兵敗乞降，朱棣詔受其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實未降，明廷隨即又派張輔、沐晟再次率兵征討。直到永樂十二年，陳季擴才“兵敗服誅”。明朝先後以張輔、豐城侯李彬出鎮交阯。
“郡縣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曾經說過“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卻派出中官馬騏等到交■採辦，“大索境內珍寶”，把內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騷動，桀黠者故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亂”。有的“自署官爵，殺將使，焚廬舍”，有的“皆自稱王” ，此起彼伏，官軍無法控制，朝廷派榮昌伯陳智帶兵助剿，到永樂十九年才“賊悉破滅”，但原陳季擴手下的一個金吾將軍黎利仍未拿獲。黎利曾一度歸附，而又自稱平定王，置官署。在明軍的追剿下他逃入寮國，被迫“求撫”，而心實未降。這時適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機再起。洪熙、宣德兩朝不斷派兵征討，並下詔“大赦交阯罪人”，招撫黎利等人，“停採辦金銀香貨”，但迄無成效。這時明軍諸將多畏縮怯戰，而宣宗則主張放棄交阯。黎利聲稱已經訪得陳氏之後，請求“循太宗皇帝繼絕明詔，還其爵土”。這樣，問題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發點上了。宣宗打算順水推舟，藉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 。但撤兵之詔未到，交阯已經丟失。明朝所設的三司官及鎮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還者僅八萬六千人，“為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正如蹇義、夏原吉所說：“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 夏原吉掌握著國家財政，他非常清楚徵交阯所花的代價是多麼大。他不同意放棄交趾，對於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說：“臣以為非是。” 他們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們希望維護先王的業績，同樣可惜二十年中拋在戰場上的血汗呀！
且不說徵交阯所耗費的財兵、物力，單說八十萬大軍離鄉背井，就從農田中奪走了多少勞動力。永樂年間的無休止的征戰，給經濟造成的負擔是巨大的，給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戶部尚書夏原吉的一首《鳥夜啼》，正描述了戰爭給人民造成的離亂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