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將領葛先才抗戰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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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吾人必須先要了解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思想。基本上她們是“重歐輕亞”，亞洲的國家只是她們的殖民地。她們怕的是日本侵佔了她們的殖民地澳洲、太平洋和南海諸島國、中南半島、印度，再跨過紅海與地中海，與橫掃歐非的希特勒會師。至於中國的死活不是那麼重要，她們唯一希望中國做的，就是牽制著一百五十萬的日軍。

這可以從羅斯福對他兒子的一段談話證明，羅斯福說：“孩子，我早就說過，要打敗日本人，唯一的辦法是抓住中國人不放，如果中國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這意味著發生什麼嗎？這意味著日本人不僅可以從中國騰出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軍隊，而且還會再武裝五百萬到八百萬中國人來。這些黃種人的大軍會像蝗蟲，不，像獅子一樣撲向白種人的澳洲，撲向印度和俄國，佔領埃及，然後和德國人在中東會師，那時候美國人還指望幹些什麼？噢，上帝才知道。”（參閱《二次大戰白宮實錄》）

得了人家的就要聽人家的話，所以就派了一位史迪威來做蔣委員長的參謀長。美援的果，是苦澀不堪，史迪威也成了中國抗日的“災星”。

中國成為同盟國一員後的第一任務，就是兵援緬甸的英、印、緬軍，史迪威為緬甸戰區指揮官。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國軍隊在仁安羌援英戰鬥中，取得一些戰果，但因英、印、緬軍的失利，導致全線大敗，史迪威率百餘人，棄軍離隊，敗走印度。數萬中國軍隊困於北緬，飢寒交迫，犧牲數千。

史迪威在緬甸的敗績，認為是平生大辱，要收復緬甸，以雪前恥，就成為史迪威在南亞的主要戰略。以打通中緬補給線為藉口，頻頻從中國調兵往緬甸作戰。一九四四年春，羅斯福迫我遠征軍入緬竟有五次之多，並於四月十日，馬歇爾下令，將援華物資停發，俟遠征軍出動，始予恢復。

早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國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與日本簽定協定，宣佈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禁止戰略物資經緬甸運入中國。

前文提到毛澤東的社論，引用了數則電訊：“英美人士對於衡陽戰役亦抱著很大的耽心。他們指出：衡陽比長沙更為重要。他們憂慮：如果衡陽失守，戰爭將會延長。他們憂慮大後方的經濟危機。美國《基督教箴言報》警告道：日本現有進行其‘首先擊敗中國’之象徵（中央社紐約六月十四日電）。英國倫敦《泰晤士報》恐怕我國來不及等到滇緬路打通就被日寇打敗，說：‘得出打通滇緬路將是為時太晚這個結論，是何等悲觀啊！’”（路透社倫敦七月一日電）

以上的資料充分說明了，英美對中日戰爭所考慮的只有兩點，一是利用中國的軍隊，拖住日軍，二是利用中國的軍隊，保護她們在南亞的利益。她們擔心的是中國戰場失利會使戰爭延長，但是她們不但沒有支援中國境內的戰爭，反而不斷從中國往緬甸輸血。

第六節　戰略上失敗的原因（2）

所以衡陽會戰期間，中國境內的軍隊已嚴重不足，無法規劃一個像第三次長沙大捷的大捷。這就是說明國際間只講利害、沒有道義的嚴峻教訓。

統帥部不在乎衡陽的得失

衡陽會戰一開始，六月二十八日，梁寒超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否認衡陽失守會使戰爭延長，他說：“有人顧慮衡陽倘使失陷，將使戰局延長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慶電）又七月十日，何應欽在中樞紀念週上說：“在全盤戰略上言，吾人實不憂敵人打通我平漢、粵漢兩線之蠢動。”（中央社七月十日重慶電）

從以上兩則電訊，可以看到統帥部對衡陽會戰的態度。當然會有這樣的態度，也是有它的原因：第一，因前述原因國內兵力不足，無法規劃一次大的會戰，圍殲日軍。第二，正因為盟軍已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的反攻，已取得相當的進展，勝利已可預期。抗戰之初，國軍的戰略就是“以空間換時間”，守守守，退退退。現在，則是“以時間等勝利”，當然不在乎衡陽的得失了。

因此，衡陽會戰一開始，就原本計劃配給第十軍協防的部隊調往廣西，準備下一步的防守。結果，衡陽會戰後，一個地方都沒有守住。四個月內，桂林、柳州又都失城於旦夕之間。

友軍支援不力

友軍支援不力，又是前述原因之果。既然統帥部都不在乎衡陽的得失，那麼，友軍又何必去賣命，也來它一個“以時間等勝利”，豈不樂哉？保得了軍隊的資本，也就是保住了勝利後政治上的資本。

據最高軍事主管部門所編《長衡會戰》第六節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