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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青苗法》上來，貸款的時候，官府為了自己的政績，亂貸一氣，根本不管能不能收回來。可到了收回本息的時候，又不肯接受任何一筆虧空，不接受爛賬，就只有把利息提高百分之三十，甚至是百分之四十。
舉個例子來說：一個地方有一萬戶人家，《青苗法》要貸出一萬筆，其中盈利八千筆，虧本兩千筆，這是最正常不過的生意，而且是賺大發了的生意。
但官府拒絕接受虧本的那兩千筆，就提高利息，把這兩千筆轉嫁到其餘的八千戶頭上。
王安石變法及西北喪師的預言（3）
這樣一來，到了明年的時候，因為八千戶人家已經有兩千戶被官府的霸王生意搞到破產，虧損已經上升到四千筆。官府繼續轉嫁，於是來年的生意虧損總數達到八千筆。
再過一年，虧損的筆數回落到兩千筆。
那八千人脫貧了嗎？
非也，那八千人已經被逼得走投無路，吊死在路邊的樹上了。
還剩兩千人，他們要負擔超過一萬六千筆生意的虧空，除了也跟著大隊人馬去上吊，他們哪還有別的出路？
變法就這麼失敗了。
至少看起來變法是失敗了。
保守派人士捲土重來，著手恢復舊政，搞著搞著，大家看出來不對勁來了，尤其是反對變法最為激烈的司馬光幹出來的活，越看越有點不對頭，再仔細揣摩揣摩，敢情，司馬光做的事正是王安石當時乾的。而且不唯是司馬光，別的保守派人士也一樣，都在幹變法派人士的活。
這下子可亂了套了。
保守派人士和變法派人士就這樣走到一起來了，徹底混淆了兩個派別的陣營。現在已經沒人能夠弄得清楚誰是變法派，誰是保守派了。
最離奇的是，明明變法失敗了，當初反對變法最激烈的司馬光，甚至公開為王安石鳴冤。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無他，皆因這天底下的事情，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指責別人的過失了，最難的就是讓你自己來幹了。王安石的變法是這也不對那也有錯，既然都不對，那你們誰能夠拿出一個既能讓百姓安居樂業又能讓國家庫府充實的方案來？
這個方案誰也拿不出來。
反倒是王安石的方案，大家左看右看，這不是挺合理的嗎？
既然如此，那當初數以萬計的懸樑而死的百姓又是誰逼的？
小人！
既然不能從體制上找原因，就只能歸結到人性上來了。
再好的事情，讓壞人來幹，也幹不出來個好來。
經是好經，都是歪嘴和尚念壞了——這話我們現在還經常聽到。
這個就是最終的結論了。
不管對錯，反正現在大家都這麼說，誰要是敢唱反調，大家罵也罵死你了。
王安石的變法，除了經濟領域之外，軍事上也攪和了進來。
時有建昌軍司理王韶，客遊陝西，訪採邊事，回京後上平戎三策，該三策大意如下：
結論：西夏可取。
對策一：欲取西夏，先取河湟。
對策二：欲取河湟，先取諸邊。
對策三：欲取諸邊，先做生意。
這邊冷不丁冒出一個西夏來，不過對於西夏我們大家並不陌生，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的虛竹小和尚，就是和西夏公主搞到了一起，小和尚搞西夏公主的故事很好玩，不過那都是金庸先生搞怪。事實上，西夏的公主非但沒有被少林寺的小和尚搞過，相反，大宋反倒讓西夏搞得慘兮兮。
說西夏把大宋搞到慘兮兮，這話一點也不假。早年宋真宗搞澶淵之盟的時候，西夏就沒消停過，後來西夏出來一個英雄人物李元昊，改國號大夏，從此西夏人民站起來了，大宋人民鬧心的時候來臨了。幸好大宋和契丹兩家罷兵言好了，所以當時的大宋把全部精力放在應付大夏胡搞上，名臣范仲淹當年就在邊關領著大家跟西夏的兄弟們開打，還寫詞，曰：塞外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千障裡，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范仲淹老人家想家了，想去岳陽樓上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是李元昊兄弟這邊沒完沒了，搞得范仲淹好不鬱悶。
李元昊善於用人，比范仲淹高一籌。曾有兩個書生混不下去了，就跑到邊關，改名為張元、李昊，故意招搖過市，想吸引范仲淹的眼球，可是范仲淹沒弄清楚他們是怎麼一回事，就沒理會。倆書生就生氣了，一生氣就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