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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我們沒有見到一處梁武帝針對自己以往過失行為懺悔的記載。雖然，他發明了一種懺法，成為一種###定式而流傳下來，但這種被稱作“梁皇懺”的儀式在當時更多的是被用來為個人祈福。
與之相對的，我們倒是見到這樣一則記載：梁武帝82歲那年（公元546年），名士賀琛上書，揭露當時社會的四條時弊。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窮奢極欲，無限浪費；其三，權臣玩弄威福，執法不公；其四，大興土木，民不聊生。這在當時確是實情，前三條是揭露官吏和官制的腐敗，最後一條，主要是指當時國家利用大量資財，建寺造廟的弊病。不想，這些揭露社會現實的語言，激怒了這位“皇帝菩薩”，他立即命人起草詔書，並由他親自口授，逐一加以駁斥。
針對賀琛提出的“奢侈浪費”這一條，武帝表現出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激動，他滿腹委屈地抱怨說：我除了公宴以外，從來不吃公家的飯，宮裡其他的人也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嚴格執行這條規定。所以奢侈浪費與我和我的手下沒有關係。談到“大興土木”時，他更加義憤填膺：這些工程，沒有使用國家一磚一木，全都是靠僱人、藉資②興建的。在談到節儉問題時，他更是理直氣壯：我不沾酒色，居室小到不過一席之地，宮中沒有美麗的雕飾……接下來，他滔滔不絕地大談自己如何簡樸：我日夜操勞，每天只吃一頓飯③，身體日漸消瘦，不都是為了國家嗎？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詔書末尾，似有威脅之意：你說話要負責任，凡是你所說的，都要拿出證據，不然就是欺罔朝廷！
這番類似耍脾氣、鬧情緒的嚴厲申飭，上綱上線，讓人不寒而慄。不僅將這位不知輕重的賀琛徹底打蒙，其他本想跟著“起鬨”的臣子們，見勢不妙，也都立即閉嘴而避之猶恐不及。這倒是讓我們更加相信《魏書·島夷蕭衍傳》中對梁武帝的一段描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意思是說，武帝喜歡別人逢迎自己，晚年的時候尤其厲害。因此，我們不難推斷，後來那些令人噁心的馬屁精們，如朱異之流，為何能得到武帝超乎尋常的信任了。所以，冷不丁冒出這麼一位誹謗他“政績”的傢伙，自然使盛怒之下的梁武帝險些氣壞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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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大手筆（2）
既然皇帝舍道事佛，又帶頭明誓信佛的決心，國人當然要響應跟進。於是梁武帝向全國發布了一道特殊的詔書，內容大概是說：“只有佛教為正道，周公、老子、孔子雖都是釋迦牟尼的弟子，但他們的教化已經成為‘邪道’，雖也是世間的善法，但不能使人超凡入聖。公卿百官、王侯宗室，都應該反偽就真、舍邪入正。”作為詔書，這一段帶有強制性的語言，很難讓我們判斷清楚這到底是勸導還是命令。
在這位皇帝隨後的舉動中，我們似乎又找到了梁武帝與阿育王的某些相似之處。如果說阿育王的癖好，是不停地到處建造石柱，那麼梁武帝的癖好，就是不停地建寺造廟。透過一組數字，有助於我們形象地瞭解當時的一些實際情況。
據《辯證論》卷三《十代奉佛篇》記載，梁武帝時，南朝寺院多達2846座，常住寺院的僧尼就達82700人。當時全國的人口500萬人，平均60個人裡，就有一位是出家人。從《南史·郭祖深傳》的記載中可以得知，當時一位叫做郭祖深的官吏，給朝廷的奏章中這樣說：
僅首都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宏偉壯麗達到了極點，僧尼達10萬餘眾①，寺院的資產非常豐沃。僧人都有很多在家的弟子②，尼眾們又都收養養女③。這些人住在寺院，都不向官府報戶籍，政府登記在案的戶口，只有實際人數的一半……這樣下去，恐怕將來處處都是寺院，家家都剃度為僧，達到尺土一人的程度，那麼國家也就不復存在了。
這位官員的告誡，措辭不可謂不激烈，但具體資料上，很可能有妄言誇大的成分。儘管如此，這份奏章仍不失為一份嚴肅而難得的警告。但令人失望的是，武帝的反應竟然是大為震怒！
要進一步瞭解武帝時佛教的興盛程度，我們再來參考以下資料。南朝一共存在了169年，經歷了宋、齊、梁、陳4個朝代。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始終受到宮廷的重視，但佛教寺院，建築規模最大、僧尼人數最多的就是梁朝武帝時期。
據《辯正論》卷三、《釋迦方誌》卷下記載：
宋時（公元420年～公元479年）境內有寺院1913座，僧尼人數約36000人；
齊時（公元479年～公元502年）境內有寺院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