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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充當了犧牲品的角色。從周武帝對這次滅佛運動的謹慎態度看，當時佛教的勢力確實相當巨大，以至於為了禁斷佛教，不得不以犧牲道教為手段。透過觀察，我們發現滅佛、道二教，並不是周武帝的根本目的。在他看來，佛、道並不是他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徹底消滅的。他更想得到的，是那些寺院裡的人和屬於寺院的大量土地。3年後（公元577年），當他滅掉北齊後，這個願望得到了更大的滿足。其境內4萬座佛寺，在他一聲令下後，被通通拆除。而更大的收穫，是300萬僧尼被迫還俗充實到軍、民中。為此，政府戶籍登記部門，著實忙碌了好大一陣子！
但是，周武帝心裡很清楚，在這個亂世裡，僅僅倚重儒家的經世之學，並不足以達到安定目的。所以，就在他下詔禁斷佛、道二教後1個月零12天（公元574年，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下詔，在朝廷中組建了一個新的政府部門，叫做“通道觀”。為此專門設立“學士”，對“三教”進行“會通”。召集佛道二教的名人學士120人，宣講儒、道經典，大做起“會通”三教的工作。這個臨時成立起來的機構，非常類似上世紀下半葉的“五七幹校”。其目的很簡單，就是用儒、道思想，改造佛教人士，使他們放棄“舊思想”，接受“再教育”。
只是，這場“文化革命”的壽命實在太短，周武帝還沒來得及將這場“革命”進行到底，就於宣佈“滅佛”的4年後（公元578年）駕崩。宣、靜二帝先後即位，開始在小範圍內恢復佛、道二教。歷史的“輪迴”，又一次重複了昨天的故事。
事實證明，即使以皇帝的權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想要消滅一種文化或者宗教，即便當時的效果非常顯著，但終究不能長久。北魏太武帝如此，北周武帝同樣如此。兩年後（公元580年），靜帝駕崩，帝國皇后的孃家親戚楊堅主持朝政，再次將興佛運動推向高潮。1年後，這位國舅乾脆廢周建隋，史稱文帝。這場興佛運動，也因此一直延續到一個新的王朝。
悲慘世界中的呻吟（1）
與北朝佛教命運的激烈動盪相比，南朝佛教的發展顯得非常平穩。梁武帝之前的宋、齊兩代，王朝壽命都不長，再加上國力不足，因此佛教的發展並不迅速。隨著梁武帝的即位，佛教在南朝迎來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相對於北朝來說，南朝帝國內部政局相對平穩，民族關係簡單。佛教得以生存和發展，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在這個動盪的亂世裡，給予上至皇帝、王公貴戚，下至官吏、百姓，那些不安的心靈，以慈悲的撫慰。整個南北朝時期，佛教有如此驚人的發展速度，確實與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相關。這促使我們不得不懷著複雜的心情，去回顧那段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令人髮指的黑暗時期。
從漢末三國（公元220年）開始，一直到南北朝結束進入隋朝（公元581年），這361年的時間裡，中華大地上曾先後或同時存在過35個國家；共發生過萬人以上的戰爭500餘次。廣袤的東亞大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火藥桶，由戰爭引發大量屠殺的描述，不絕於史書。其中，發生在黃河流域，從東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到曹操於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統一北方，戰亂一直持續了26年。這當中，有兩位大軍閥的名字被載入史冊。
其中一位是董卓，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他為了躲避“山東豪傑”們的威脅，決定將大漢帝國的皇帝（漢獻帝）及都城，從洛陽遷往長安。當他假惺惺地徵求百官們的意見時，受到司徒楊彪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無故移都，恐怕會使百姓受到驚擾而造成###，他們強調海內動盪起來很容易，但安定下來卻很難，遷都後都城洛陽的宮室一旦遭到破壞，則無法恢復。但此時的董卓，哪裡還顧得上百姓和都城？他的選擇是不惜成本，實現其“挾天子，令諸侯”的大計。聽到這話，董卓大叫道：“跟百姓小民有什麼可商議的，如果有人膽敢前來鬧事，我將命大兵驅逐！”在這個傢伙的眼裡，百姓們就如同一群可以隨意驅趕的“牲口”。據說，當他滿不在乎地說完這番話後，百官都大驚失色。見到大家的表情，董卓惱羞成怒地拍案而起，宣說了一番他特有的“混蛋邏輯”後，將司徒楊彪等人就地免職。事到如今，百官們噤若寒蟬，只得窩窩囊囊地任由董卓胡來。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談到，遷都令一發，整個都城立即被籠罩在異常恐怖的氣氛中，民眾剛一出城，董卓的部將就將洛陽城外方圓百里之內，燒得寸草不留。董卓還親自帶兵將南北所有的宮殿、宗廟、府庫、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