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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但依據的多是前人的觀點。作為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學者,自然要有一套個人的見解。他以自己對於“三教”的研究,作出了總結。《廣弘明集》卷三十記錄了梁武帝的一首充滿感慨的《述三教詩》,充分表達了他對於儒、釋、道三教的真實看法。我們不妨來欣賞一下: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
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
踐言貴去伐,為善在好生。
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
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
密行遺陰德,顯證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
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
不毀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
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
大椿徑億尺,小草裁雲萌。
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
心相起異解,報應有殊形。
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從這首詩裡,我們大概可以看出梁武帝本人對於三家學說的領悟與接受的過程。從敘述與著墨的分量上,已經可以看出,他對“三教”的認識,是依儒、道、佛的順序由淺入深的。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資訊,在他看來,儒家的“孝義”、“仁恕”是世間基本的道德基礎;而道家的“名”與“無名”、“妙術”與“密行”是一種玄妙而神秘的技術;佛家的“苦集”、“因果”、“無生”則是“猶月映眾星”。就是說佛教與儒學、道術相比,就如同“大椿”與“小草”一樣,絕不是一個重量級。但究其根源(窮源)只有一個,測其善法(測善)也沒有三家之分。最後又提到“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雖然三教各有差別,但各有各的用處。這倒使我們想到了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就此,武帝對於“三教”的態度,就非常清楚了。他雖對三家學說各有褒貶,但在他看來,“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應該被放棄,這正好表明武帝的務實態度!雖然他反覆強調儒、道都是佛的學生,但他們的說教,顯然適合不同的人群。因此,我們不止一次地見到,這位皇帝將釋迦牟尼、老子、孔子合稱為“三聖”。顯然,梁武帝實際上是將三家學說放在同一個高度加以重視,而絕對不是罷黜儒、道,獨尊佛法。因此,武帝在佛教方面大做工作的同時,在儒道兩方面更是親自動手,著述頗豐。
據《梁書·武帝本紀》記載,我們可以找到梁武帝有關儒學方面的著述包括:《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系》、《文言》、《序卦等義》、《周易大義》、《周易繫辭義疏》、《尚書大義》、《毛詩大義》、《毛詩發題序義》、《禮記大義》、《中庸講疏》、《樂論》、《樂社大義》、《春秋答問》、《孔子正言》等。當然這些著述中,揉進了很多佛教思想,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這並不影響他在儒學上的造詣。我們看到,他的研究已經涵蓋了詩、書、禮、樂、易等傳統的儒學領域。
這些看了讓人眼暈的著作,全都是長篇大論。如果這位皇帝生在今世,靠拿版稅過活,其作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恐怕都會令那些暢銷書的作者們目瞪口呆。而這些,還只是他一生著述的很小一部分。他不僅勤於著述,還常常親臨當時國家的最高學府做專題講座,所謂“講授經典、策試學子”。看來,這位碩學皇帝深知儒學教育要從年輕人抓起,從娃娃抓起。
此外,在儒學經世致用方面,梁武帝更是不遺餘力。即位不久,他便親自參與“制禮作樂”的工作。這位多才多藝的武帝,還是一位音樂專家,他不僅精通音律,還擅長各種樂器的製作。據《梁書·武帝本紀》載,他曾親自研製了4種叫做“通”的絃樂器;在他的主持下,樂器專家們還製作了12種音調的吹管(笛),“輔以鍾器,釐正雅樂”。這些最新研製的樂器,很快被投入到各類儒家儀式中去。一時間,優雅的絲竹,配以莊嚴的鐘、磬之聲,成為國家各類禮典儀式上專用的音樂(正樂)。
梁武帝的旗幟高高飄揚(2)
即位第三年(公元505年),他下令按照漢代的模式,設立了五經博士,建立儒學學館,教授儒學經典。這些博士們,還被派到各州、郡建立地方教學機構。也就是在這一年,梁武帝向朝野宣佈了所謂“棄道皈佛”。在宣傳三教同源的同時,強調佛教為正宗源頭,正式以佛教的名義統攝儒、道兩家。
此後,在即位的第10年(公元512年),也就是在皈依佛教的第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