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興六十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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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6封，袁崇煥致皇太極4封。袁崇煥的第一封覆信指出：印璽之事，未降封號，不能妄行。第二封覆信又指出：遼東原為明朝土地，且有漢人墳墓，則不應歸其佔有。第三封覆信解釋：“使者來時，因在海上航行，而讓其久居。”第四封覆信明確表示：戰爭長達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數人所能為，數語所能定。對袁崇煥的4封覆信，日本著名滿學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個評價：“它強烈地反映出袁崇煥在與皇太極交涉中忠於明廷的責任感，他強烈地主張議和必須按照中國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並嚴戒其未經降封，不準隨意用印。”所以，袁督師“謀款”之事有，而“誘敵”之罪無！

5�所謂“斬帥踐約”。是指責袁崇煥與後金約定而殺毛文龍。史料已經證明，袁崇煥與皇太極書信往來，既無默契，更無議約。倒是毛文龍通款後金，謀降有跡。所謂毛文龍被殺，後金軍才敢南犯之言，實則誇大了毛文龍的作用。至於對毛文龍先斬後奏，因而受到“擅殺”之詰，則應做具體分析。對於袁崇煥計斬毛文龍的“席藁待誅”奏疏，崇禎帝諭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復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跡，犄角無資，掣肘兼礙。卿能周慮猝圖，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師“斬帥”之事有，而“踐約”之罪無！

6�所謂“縱敵長驅”。是指責袁崇煥縱容後金鐵騎長驅直薄京師，而不加阻攔。其實，早在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就上疏：應防禦後金軍從寧、錦以西虛怯之處南犯。兩個月後，袁崇煥再疏：“慮其席捲西虜，遂越遼而攻山海、喜峰諸處。”到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煥再疏奏喜峰、古北關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處於我邊外，經道慣熟，若仍誘入犯，則東至寧前，西自喜峰、古北，處處可虞，其為紂更烈”。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師又上疏：“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諫議——“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濟其市粟餬口，免其導誘入犯。崇禎帝對袁崇煥的諫疏，或拖延因循，或嚴行禁止。己巳事變發生，不出崇煥所料，罪名卻要崇煥獨負。所以，袁督師“縱敵長驅”之罪名，“莫須有”矣！

7�所謂“頓兵不戰”。是指責袁崇煥雖然率領遼軍入援京師，但是保留實力，而不與後金軍作戰。曾在袁崇煥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辯道：“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擐甲冑，以督後勁，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通惠河，血戰殊勞。遼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盡力死戰。初二、初三，計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拿禁之旨矣！時未旬日，經戰兩陣，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問而明矣！”所以，袁督師“頓兵不戰”之罪名，“莫須有”矣！

第三十五講　崇煥死因（3）

8�所謂“遣散援兵”。是指責袁崇煥遣散前來增援京師的明軍。袁崇煥奉諭排程各路援兵。對此，曾在袁崇煥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辯道：“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即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敵愾也。況首回尤世威於昌平，陵寢鞏固；退侯世祿於三河，薊有後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為搖撼，以滿桂邊兵據護京城，萬萬可保無虞。此崇煥千回萬轉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煥，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師“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須有”矣！

9�所謂“攜僧入城”。這是指責袁崇煥兵臨城下，又暗中帶著喇嘛，要求進入北京城內。袁督師軍中有喇嘛，他率軍入京，露宿荒郊。袁崇煥“力請援兵入城，不許”。督師又“求外城屯兵，如滿桂例，並請輔臣出援；不許”。崇禎帝之猜疑、惶懼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虛弱、窳敗到了何等地步。袁督師軍中有喇嘛，“攜僧入城”就會當內應嗎？所以，袁督師“攜僧”之事有，而“入城”之事無！其罪名，“莫須有”矣！

由上，九款欽定“罪名”，後八款都已被歷史否定。至於第一款“付託不效”，應當說袁崇煥負有一定責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