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興六十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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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敢犯上司。袁崇煥善待同僚，體恤下屬，“煥得大將風，士卒同甘苦”。但是，袁崇煥不善於“應對”上司。有人說：“舉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他不愛錢，不惜死，不辭勞怨，不避嫌疑，而秉性耿直，忠於朝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於經略王在晉：深受其倚重，並被題為兵備僉事；但是，“崇煥薄在晉無遠略，不盡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為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袁崇煥以區區小官，在唯諾成風的官場中，冒犯上司，徑直奏記，是何等剛直，又有何等膽魄！他於大學士孫承宗：深受其器重，並被委任築守寧遠；但是，孫承宗、馬世龍出擊後金，兵敗柳河；他不顧及孫承宗之情面而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自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動搖，寧、前震驚。”他於經略高第：高第代孫承宗後，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將士入關。崇煥抗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高第沒有辦法，聽其守寧遠。他於督師王之臣：先是請移滿桂往它鎮，桂被召還，王之臣又奏留桂。“崇煥以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他於廠臣魏忠賢：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內外大權，一歸忠賢”，魏忠賢“矯詔遣其黨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崇煥具抗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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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講　崇煥死因（5）

兵，陰謀而詭道也，從來無數人談兵之理。臣故疏裁總兵，心苦矣。戰守之總兵且恐其多，況內臣而六員乎？又所轄之隨行，軍法不得問者，不知幾許乎？昨部臣崔呈秀疏諫廠臣魏忠賢，約束內官，不幹與部事。部事且不令干與，況呼吸存亡之兵事乎？

疏上，天啟帝拒納。崇煥雖盡力與忠賢委蛇，卻終不為其所喜，而引疾辭職歸裡。袁崇煥一心忠君，以社稷為重，竭力抗禦後金，圖復遼東失地，因而敢於冒犯上司，不太注意與上級的人際關係。正如《天啟朝袁崇煥人際關係的變化》文中所論：“他並不重視向上看的聯絡上級的人際關係，他重視的是同僚關係，以及與下屬的人際關係。他向下看多過向上看，他不急於升官。”袁崇煥自賦詩句：“杖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是其價值取向，也是其孤迂性格的詩詞表達。

第三，敢違聖顏。在帝制時代，君威至高，皇權至上。袁崇煥不僅犯上司，而且違聖顏。後者，僅舉講款與斬帥二例。講款，為廟堂之大事。天啟末講款，袁巡撫首疏。遼東巡撫袁崇煥聽聞後金汗努爾哈赤死，遣使弔喪，探其虛實。此事雖由內臣主持，卻未先行奏請聖旨。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二十八，《明熹宗實錄》載督師王之臣和巡撫袁崇煥奏報：“奴酋哈赤死於瀋陽，四子與長子爭繼未定。”第二天即二十九日，袁崇煥復奏：“臣敕內原許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與在事諸臣會奏。”可見，此奏上報之時，李喇嘛已派出。十二月十三日，《明熹宗實錄》載：李喇嘛返回，袁崇煥奏報，得旨：“夷在，無急款以失中國之體。”此奏報雖優旨許之，後卻頻旨戒諭。“崇煥卻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被兵，言官謂款議所致。御史智鋌、劉徽、李應薦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與袁崇煥緣此而“意見異同，遂成水火”。袁崇煥具疏抗辯，無濟於事，寧錦捷後，引疾歸裡。右副都御史霍維華為其疏鳴不平，卻得到“袁崇煥講款一節，所誤非小”的罪名。崇禎初講款，袁督師又議。但是，僅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間，皇太極與袁崇煥往來書簡12封，《崇禎實錄》和《崇禎長編》均沒有記載袁督師向崇禎帝奏報此事。斬帥，亦為廟堂之大事。袁督師計斬總兵毛文龍，雖同輔臣錢龍錫私商過，卻未先請旨，先斬後奏，以致留下“擅殺”罪名。錢龍錫“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得無死，遭謫戍。特別是朝廷派太監監軍，他上疏反對。

袁崇煥墓

袁崇煥在奏疏中，陳述自己的性格稱：“臣孤迂耿僻，原不合於邊臣舊格。”孤迂、廉直、耿僻是袁崇煥重要的性格特徵。因其孤迂，則是其所是，而行險路；因其廉直，則非其所非，而冒犯上司；因其耿僻，則不工阿附，而觸違聖顏。由是，袁崇煥的孤迂耿僻性格與崇禎帝的剛愎暴戾性格發生了衝突。袁督師的歷史悲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從心理史學視角看，是袁崇煥孤迂耿僻性格與崇禎帝剛愎暴戾性格之間衝撞的結果。在帝制時代，正人君子，名節清流，仕途坎坷，難得通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