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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羅·威爾遜歐洲之行（2）
威爾遜性格的這一面從他挑選參加和會的人選上就暴露無遺。他本人是其一，豪斯是其二，他常被威爾遜戲稱為“另一個我”。另外，他還不大情願地選擇了國務卿蘭辛，因為不讓他參加不合常理。當初，威爾遜非常欣賞蘭辛的博學、一絲不苟以及謙遜，但到1919年這種喜愛已經轉變為憤怒和鄙視。事實證明，蘭辛很有頭腦，但想法經常與總統相牴觸。威爾遜向豪斯抱怨：“蘭辛沒有想像力，缺乏建設性，基本上沒有任何能力。”豪斯記錄這句話時非常高興。第四位是塔斯克·布利斯將軍，作為最高戰爭委員會的美軍代表，他已經在法國了。他足智多謀，喜歡拿瓶酒躺在床上讀希臘文原版《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400？，希臘歷史學家——譯註）。許多美國代表團的一般成員都認為他不再年富力強了。不過，和會期間威爾遜只在五個場合和他談過話，所以似乎並無大礙。總統選擇的最後一位代表是迷人、和藹，已經退休的外交官亨利·懷特。他事業的鼎盛時期是在戰前，威爾遜夫人不久將會發現，他的出席在禮儀方面很有幫助。
當時，威爾遜的選擇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並從而引起爭議。“一群財迷，”前共和黨總統威廉·塔夫脫說道，“我敢肯定他們將一事無成。”雖然許多共和黨人曾積極支援戰爭，也認可國聯，但威爾遜故意冷落共和黨人。甚至連民主黨最忠實的擁護者，都督促他選擇諸如塔夫脫或任職於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高階共和黨參議員亨利· 卡伯特· 洛奇等共和黨人，但威爾遜卻以各種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絕了。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喜歡、不信任共和黨人。這一舉措的代價是巨大的，不僅降低了他在巴黎的地位，也破壞了他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新秩序的美夢。
與其在巴黎的親密同僚勞合·喬治和克雷孟梭不同，威爾遜始終有點令人費解。他究竟是位什麼樣的領導呢？一方面引用《聖經》中最高貴的語言，但同時卻對異己冷酷無情；一方面熱愛民主，但卻鄙視大多數同行；一方面力求服務於人，卻朋友寥寥。他真是如泰迪·羅斯福所認為的那種“前所未有的虛偽冷血的總統”嗎？或者他是貝克所認為的那種如加爾文或克倫威爾之類少見的理想主義者嗎？
威爾遜渴望權力，立志幹一番大事業。他那種善於使自己的決定既必不可少又名正言順的能力或者說是自欺，把他性格中的這兩面結合了起來。正如大戰初期美國保持中立有利於美國及全人類，美國最終參戰就成了反對貪婪與愚蠢，反對德國，爭取公正、和平與文明的正義行動。如果沒有這一信念，威爾遜在巴黎絕不會有如此表現，而它也使威爾遜不容分歧，無視其他人的合法要求。在他眼裡，反對他的人不只犯了錯，而且是邪惡的。
和德國人一樣，決定參戰對威爾遜來說是痛苦的選擇。他曾試圖在協約國與同盟國之間達成某種協議以求和平，甚至在雙方拒絕其調停、德國潛艇擊沉美國船隻、羅斯福等反對者攻擊他膽小怯懦以及他的內閣一致贊成參戰時，威爾遜還在等待。他最終決定參戰是因為德國已經讓他別無選擇了。1917年4月，在請求國會宣戰時，他說：“把熱愛和平的美國人民捲入戰爭，而且是有史以來最殘忍、最具災難性的戰爭是可怕的，這場戰爭將以文明為代價。”在威爾遜看來，德國，至少其領導人罪惡深重。德國人或許可以救贖，但同時必須接受懲罰。
從攝於1919年的照片看來，威爾遜面若死灰，就像殯儀館工作人員。但現實中的威爾遜英俊瀟灑，輪廓分明，體格瘦削，頗有佈道師和教授的氣質。他注重理性與事實，認為在5月13日抵達歐洲是吉利的，因為13是他的幸運數字。他非常感情用事，不相信別人的感情。如果這樣能帶領人們向最好的方向不斷前進，當然再好不過了，但如果像國家主義那樣使人們失去自制就非常危險了。勞合·喬治從未摸清他的性格，他給一位朋友列舉了威爾遜的幾個好品質，如：善良、真誠、坦率，然後又補充了幾點不好的：易得罪人、倔強、虛榮。
在公眾場合，威爾遜一向嚴肅拘謹、態度生硬、非常正式，但和朋友在一起時卻非常可愛甚至調皮，尤其善於和女人打交道。他一向很有風度，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但在和會期間卻經常發脾氣（也許他在巴黎中過風）。他喜歡用雙關語或五行幽默詩，並愛用簡單的小故事闡述自己的觀點；他還喜歡模仿各地口音：蘇格蘭或其祖先愛爾蘭人的口音，或在華盛頓為他工作的那些南方黑人的口音。他飲食有度，最多有時晚上喝一小杯威士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