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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晉就任遼東經略沒幾天便被拿下了,根本原因是對遼東戰略的認識問題。他主張全力守衛山海關,只在關外八里鋪築一重城,與之互為依傍,反對再往前深入拓地建城駐防。對其部分手下為先鋒的向寧錦推進的主張,他是這樣認為的: “然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寧,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雖得之必失之。啟無已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故職之亟亟守關者,非以關門自畫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十一)
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孫承宗赴關外考察瞭解一番,結果並沒有支援王在晉的主張。天啟二年(1622)八月,天啟召見孫承宗聽取邊事後,決定改任其為遼東經略。用如此高階別的朝臣擔任此職,前所未有啊,足見朝廷對遼東的重視。
觀天啟一朝,不僅魏忠賢,整個都被後世妖魔化了。就說這個天啟,被醜化得差點成了一無是處的白痴,可從召見並重用孫承宗之舉來看,也不像呀?其實,凡天啟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啟的身影,最後還都是他決策的。雖然有些可能是魏忠賢狐假虎威所致,但有的比如這次任用孫承宗,肯定就是天啟本人所下的決斷。後人對天啟的捧殺當有過重之嫌。
孫承宗上任後,大力整頓山海關內外防禦體系。經過三年努力,共修復了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練兵十一萬,建立十二個車營、五個水營、兩個火營和八個前鋒後勁營,拓地四百里。尤其是修建了寧遠城,並以此為中軸,構建了完備的關寧錦防禦體系。他的總方針是:“總之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土,因遼人以養人,因遼土以斟酌遠近,分佈控扼。”(談遷《國榷》卷八十五)應該說,孫承宗所做的這一切,為以後二十年關外抵禦強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孫承宗不愧是一個優秀的總參謀長,但他和熊廷弼一樣,並不擅長實戰,而後者才是一個軍事家最應當具備的。
很多東西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孫承宗的關外戰守之策,有利也有弊。這麼多城堡建起來,那麼多士兵養起來,是需要大把大把銀子的。天啟三年(1623),工科給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這一問題(《明熹宗實錄》卷三十六),頗引人深思。
山海關內外十餘萬兵馬,年耗軍餉四百萬兩,加上週邊因遼事增兵所需軍餉一百二十萬兩,共計五百二十萬兩。這是什麼概念呢?過去遼東一鎮軍餉僅五十二萬兩,而整個北方九邊重鎮,天下正供軍餉也才三百四十餘萬兩,即使因遼事加派到四百八十五萬兩,並且全部用於此,也還有三十五萬兩的缺額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啊。明廷疆域這麼大,邊防之患怎麼可能就此一處?山海一帶欠餉不可避免,每年竟達一百六十二萬兩!難怪兵變不斷髮生。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得失參半孫承宗(2)
而這還不包括構築那麼多城堡的花費呢?加在一起那不更嚇死人?明廷的財政已夠緊張了,因為遼事,萬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遼餉來應急,使民眾負擔更巨,社會矛盾更大也。
當然,要是值得也就無可厚非了,但關鍵在於究竟是不是值得呢?寧遠這樣的重城自然不用多言,可那眾多的堡寨,戰時沒幾個能起到作用的,強敵每次打過來,都是一觸即潰,毫無防守能力,就那還翻來覆去修復,又派兵駐守。這耗費的可不是小數目啊。
還有那關寧錦防線,有必要向關外推進四百里,與後金前沿遙相對峙嗎?如果僅是防守,寧遠與覺華島互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關也有二百里,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個無人無糧的真空隔離帶。否則,一直推進到敵人邊防陣地跟前,無形中也給人家一個訊號,你不甘於現狀,還想有所圖謀,客觀上也誘發人家來打你。以後好幾次寧錦一線的大戰,都有這個因素在裡面。
其實孫承宗就有“徐圖恢復”之意,關寧錦防線明為防實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遼東故土陷於敵手,五年後崇禎上臺,聽袁崇煥說五年可復遼時還大喜過望呢。問題是你有那個能力恢復嗎?明軍與正處勃興之際的滿洲鐵騎相比,差距太遠了,根本不是其對手,不自量力、輕浮冒進,只會招來更慘痛的打擊。當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打不過人家,就別惹事,老老實實在家待著,臥薪嚐膽一番,待勢而發豈不更好?明軍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提高戰鬥力。只要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以大明之宏大規模與戰爭潛力,侷促於遼東的滿洲人又算得了什麼?從這一點看,王在晉的思想有一定道理,只是過於保守了,明軍前沿放在寧遠更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