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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裡籠統說‘敵人集結數千餘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腦殼！所以我要他們重新查明情況。”
山西有種圓氈帽，正反面不分，前後也不分。
劉伯承把那些含糊其辭、模稜兩可的報告，比喻‘山西氈帽’。
他說：“你們看山西氈帽，怎麼戴都可以。
有的報告跟它差不多，說‘激戰一晝夜，雙方無傷亡’，這等於什麼也沒有說。
‘激戰’而又‘無傷亡’，叫人無法捉摸。”
為什麼劉伯承對情報如此看重呢？這是有歷史教訓的。
劉伯承當年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中就有一條：“估量敵人，自然要靠諜報。
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細的認識，切實的工作。
此次估量敵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諜報的罪過。
估量自己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們不認識、不切實的罪過。”
由此也可以看到，劉伯承對人民的事業多麼的負責啊！“茶壺裡裝湯圓——肚裡有貨口小出不來。
幹部要掌握文化，首先語文打基礎，肚裡沒有幾篇好文章打底子，寫出來的文章不成個樣子。”
運用形象化語言展示深刻內涵（4）
劉伯承曾對幹部教員王南講學習語文的重要意義，他關心提高幹部的文化程度，以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
同時，他還幫助王教員如何選用古代、近代和現代的適合幹部學習的範文。
劉伯承把培養幹部當作自己一件不可忽視的工作，他甚至對司令部幹部傳授怎樣才能寫好文章，並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範本，從提出問題，擺出矛盾，進行分析，辨明是非，一直到闡明正確觀點，解決矛盾。
使聽者大受啟發。
由於劉伯承具體倡導，所以一二九師的幹部都能在戰爭中有所提高，還湧現出相當數量的工農知識分子。
劉伯承之所以能具有高明的語言藝術，這同他長期注意文學修養與觀察社會有關。
他教育自己的兒子劉太行說：“我們說話，寫文章，是讓別人聽得懂，看得明白。
不管學文、學工，都應該這樣。”
劉伯承自己是學軍事的，在工作中下達命令，總是要字字推敲，有時為了一個詞要考慮很久。
因為文字是表達思想的，要別人照著辦，這樣就必須學會用文字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不然會誤大事的。
50年代，劉伯承主持軍事學院工作時，要求翻譯工作者加強中文修養，他還提出若干閱讀書目，並且加以說明：“小說利於敘述，雜感文利於論辯；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可以熟知中國人如何說話，如何使中國人好懂。”
的確，劉伯承的形象化語言就是為了“使中國人好懂。”
決心當好守門員（1）
1945年8月25日上午8時，延安城東飛機場的一架綠色的螺旋槳美國道格拉斯運輸機已經做好了起飛準備。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親自到場歡送二十位身穿普通軍服的乘客登機，黃華負責隨機照料。
事前，黃華同美軍軍事觀察組辦交涉成功，好在日本已經戰敗，觀察組的運輸機樂得為中共方面飛一趟，送走20個人。
美國人包括飛行員在內都不知道這20位是什麼樣的人，他們也不問究竟，就答應把人送到太行。
這條航線開通一年來，使用率不高，但是很安全，沒有出過事故。
飛行途中，二十位特殊乘客安靜地擠坐成兩排，他們個個都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
黃華心裡明白：這二十位將帥回到各自指揮崗位，對抗擊國民黨挑起的內戰將要起到巨大作用。
飛機的轟鳴聲，卻干擾不了利用飛行時間思考的將帥們。
儘管機艙擁擠，座位不適，個子高的還得低頭免得碰撞，挨三個多小時的委屈可以換到半個月的時間，他們從軍事利益出發，倒也心安理得，這一點點的小苦頭，實在算不得什麼了。
迎接將帥的有好幾組人馬，他們一早就來到了山西黎城東陽關附近長凝簡易機場，聽從機場指揮，在指定地點等候綠色美國飛機的降落。
將到中午，飛機的聲音由小到大，不多一會兒，飛機緩緩地下降，當機身徐徐安全降在滑行道上時，各個迎接小組，頓時興奮異常。
“首長到了！”不約而同地呼叫起來。
黃華更是喜悅非常，總算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