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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我們將會成為千古罪人。
李德非但不聽勸告，而且當面訓斥道：“你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參謀，白在蘇聯學習了幾年。”
擔任翻譯的伍修權怕雙方爭吵起來，故意錯譯為：“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說參謀工作做得不周到。”
劉伯承苦笑說：“你是個好人啊！他罵我的話你沒有翻譯。”
又有一天，李德去參謀總部路上，見到幾個機要員在路邊燒飯，一腳飛起踢翻飯鍋，劉伯承見此怒不可遏，這明明是欺負中國人，他用俄語說：“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
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你這種行為是錯誤的，是帝國主義行為！”李德悻然而去，向中央局書記博古告狀，說劉伯承不尊重他，這樣的總參謀長妨礙他的工作。
博古找劉伯承談話，把他調到紅五軍團任參謀長。
為正確的軍事路線而受打擊的劉伯承，在紅五軍團的崗位上，仍舊刻苦自勵，認真工作。
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都非常尊重他，遇到問題常向劉伯承請教。
1934年10月初，國民黨軍繼續向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區域推進。
這時，博古等在戰爭指導上由單純防禦的軍事保守主義變為逃跑主義，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
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000人，開始長征。
劉伯承所在的紅五軍團擔負全軍的後衛掩護任務，命令傳到後，董振堂、李卓然立即把轉移命令告訴了他。
劉伯承嘆道：“失敗，這是早就預料到了的。
按目前的形勢也必須要轉移，但不知道中央對於轉移有什麼具體的打算和部署？”
董振堂直話直說：“軍委的命令很簡單，也比較含糊，只說了我們軍團的後衛任務問題，對整個轉移的目的、任務沒講。”
李卓然補充說：“中央的決定可能與目前的嚴重敵情有關，有些具體問題，恐怕還沒有來得及做進一步研究。”
劉伯承在困難時刻，毫不悲觀，“不管前一段情況如何，現在馬上轉移出去是必要的，因為許多時機已經錯過，改變打法恐怕也不行了。
現在我們轉移到外線去，最起碼把敵人調動開，發揮我之優勢。”
他認為董、李軍團首長要召開幹部大會解決思想問題是一個很切實際的措施。
董、李對幹部傳達軍委轉移命令，還進行了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才將大家的情緒穩定下來。
劉伯承在董、李的支援下，告訴大家：同志們對一年來的作戰有意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實戰證明我們紅軍確實失利了。
認為我們沒失利，那是閉著眼睛說瞎話。
但是如果說我們紅軍完全失敗了、不行了，那也是不對的，那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他向大家提出希望：我們黨還在，紅軍還在。
目前我們的轉移，在一定意義上說，應該算是認識錯誤的第一步。
他受貶而仍以革命大局為重，維護黨的團結，堅決執行任務，這種高尚品質，使許多人深受感動。
人們也知道，五個月前，劉伯承在《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中，把機動戰的原則和具體實施方案都作了詳盡的闡述，要求游擊隊首長“必須是政治堅定，行動機警而熟於游擊戰術的人”，“要抓住主動權，機警地進行警戒、出敵意外、要‘遊’要‘擊’的游擊戰術，千萬不可老是一條路和呆停一地，給敵人以伏擊和襲擊的機會。”
終於拿到了俄文這把金鑰匙（8）
“敵人的堡壘主義，原是耗散兵力的，我們要使其一個堡壘不空，而且更向後方延伸，敵兵雖多，如此耗散，將無重兵深入蘇區（中央革命根據地），而便於我紅軍消滅它。”
劉伯承倡導的“游擊隊集團”及其活動要領，是多年軍民合作共同創造的總結，可惜被當時的中央所拒絕，不然不至於造成被迫脫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後果。
劉伯承關於遊擊作戰系列思想，後來在抗日戰爭中大放異彩，遊擊集團把日本侵略者的‘牛刀子戰術’、‘鐵壁合圍’等一一給予重創。
長征多險關克難創奇功（1）
一週四捷音1935年1月，剛恢復紅軍總參謀長職務的劉伯承兼任中央縱隊司令員擔負指揮任務。
首先碰到烏江南岸開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