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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李斯再次以丞相的身份隨從秦二世登上泰山，進行祭祀，並在秦始皇刻石上加刻了秦二世詔書，此詔書仍由李斯撰寫。李斯撰文書寫的泰山刻石不僅成為秦王朝鼎盛的見證，屬於泰山歷史的珍貴紀錄，同時開啟了泰山碑刻的先河，成為泰山碑刻藝術中的翹楚。
李斯隨秦二世登泰山後不久，秦二世便開始“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隨後又聽從了趙高的“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發生了“公子十二人死咸陽，十公主矺死於杜”的骨肉相殘事件和“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的現象。此時的李斯也在趙高的陷害下受到秦二世的猜疑，被捕入獄。在獄中，李斯“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自述“七大罪狀”，藉此歷數自己多年來輔佐秦王、匡定天下的功績。“罪狀”之一就是在泰山上刻石記功，使秦始皇父子名揚天下。但是，這種辯解因趙高的一句“囚安得上書！”而變得毫無意義。李斯只能懊悔地對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車逐狡兔，豈可得乎？”然後命赴黃泉。
3�“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司馬遷與泰山
司馬遷，字子長，約生於公元前145年，是西漢著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出生於官宦世家，自幼聰明好學，10歲時就已經能夠誦讀古文，大約20歲時開始外出遊歷祖國的大好河山，相繼到過浙江、河南、山東、湖南、四川、江西、江蘇、雲南等地。
西漢元封元年，漢武帝決定泰山封禪。當時司馬遷的父親為太史令，負責天文、史事的記載，本應隨同前往泰山參加封禪典禮，但是由於某些原因只能留在洛陽。泰山封禪乃是極為重大的事情，他將參加封禪看作政治生命中的大事，對於不能參加封禪大典感到異常遺憾和失望，從此憂鎖成疾、一病不起。
就在此時，司馬遷外出遊歷歸來，看到臥病在床的父親很難過。父親則握著司馬遷的手流淚道：“我們的遠祖曾經有功於夏，是百官之長，祖先是周朝的官吏，此後逐漸衰弱，難道天將滅絕於我？如果你能繼任太史官職，就能繼承祖業。如今，大漢天子封禪於泰山，我卻不能隨行……我死之後，你一定會繼任太史官職，屆時千萬不要忘記我所渴望的著書意願……”
司馬遷從父親的言談話語中明白了參加封禪泰山大典和著書立說對光宗耀祖的重要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職，擔任太史令，開始閱讀、整理歷史資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倡議並主持了改革曆法的工作，將《顓頊歷》改為夏曆。改歷結束後，42歲的司馬遷開始創作《史記》。
世事無常，福禍難料，宦海沉浮更是讓人無法捉摸，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時，意外的災難降臨了。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在抗擊匈奴時兵敗投降，朝廷為之震驚。李陵曾是司馬遷的同事，司馬遷了解他的為人，認為他委身匈奴是迫於形勢，日後肯定會尋機報答漢朝。當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時，他便如實地講述了自己的觀點。武帝認為他是在替李陵辯解，一怒之下將其定為死罪。根據當時的規定，想要不死只有兩個辦法：拿錢贖罪和受“腐刑”（閹割生殖器）。司馬遷很窮，沒有錢贖罪，也不肯輕易赴死，因為他還要著書，只能接受“腐刑”。這一災難對司馬遷的打擊非常大，他將屈辱、痛苦、無奈和悲憤之情寫在了紙上：“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許未嘗不發沾衣也。”
第九章 巍巍泰山（26）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漢武帝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並以宦官的身份擔任中書令，繼續自己的“工作”——著書立說。大約三年後，那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絕筆鉅著《史記》基本創作完成，此後又進行了相應的修改。約公元前87年，司馬遷去世。
司馬遷與泰山的關係，還得從《史記·封禪書》說起。在《封禪書》中，司馬遷根據“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的親身見聞，結合自己對封禪文獻的研究，不但對封禪的起源進行了探索，還把歷代帝王的泰山封禪活動進行整理，並給予生動翔實的記載。這種富有政治色彩和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動引起了後代帝王的重視，他們將其作為隆重的國家大典加以延續。
《封禪書》中寫道：凡接受天帝之命而成為人間帝王者，都願意舉行泰山封禪儀式。自古以來，只有在無任何祥瑞徵兆情況下去封禪的，而沒有親眼目睹了祥瑞徵兆卻不去泰山封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