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臺灣的九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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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年譜》除漏列大學各科成績、研修課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羅家倫主張孫中山在倫敦“蒙難”，是因自行走入清廷駐英大使館“兩度斥責”清廷官員，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國民黨史研究者批判，指羅以政治觀點無端美化孫中山，不但歪曲歷史，更無法解釋清廷在英國領土綁架孫中山的事實。

老年性格趨於沉穩的羅家倫，手握“黨史”、“國史”詮釋大權，面對外界質疑，並未公開反駁從而避免了新一輪的文字論戰，最終他選擇用人際手腕化解僵局。為響應關於“孫中山與革命時期等專門著作、論述數量太少，欠缺權威版本”的批評，羅家倫於1965年9月2日借慶祝孫中山百年誕辰之機會，以“國父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召集人身份宣佈，將發行《孫中山學術論著全集》約一千五百萬字，內容包括蔣介石關於孫中山七十餘萬字的論述和著作，還一併編纂了三百多篇中華民國先烈先賢的傳記。

國民黨五四運動樣板

在國共內戰時期，關於五四運動究竟由誰發動，一度引發筆戰。羅家倫在一篇《“五四”的真精神》文章中　，堅持五四運動完全基於青年的愛國情操，沒有任何政黨或政團介入。但他說，當初是孫中山支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長，因此五四運動應該與孫中山的主張一致。羅家倫也一反五四運動打倒舊傳統、舊思維的主張，認為傳統國粹應該與近代教育融合。

但國民黨遷臺初期，對五四運動並無好感，守舊派甚至認為胡適等人推動的新文###動，是想摧毀傳統，形同為中國共產成立新中國鋪路，所以在張道藩主持的“文藝協會”所出版的相關著作中，對五四運動、新文學革命運動隻字未提，等於認定五四運動屬性有問題。

胡適雖是臺灣的學術大家，也遭到國民黨偏激分子不斷批判。所幸有人提出，孫中山曾說：“五四運動革新青年學生思想，為中國未來事業革新做出準備。國民黨得以收革命之功，均賴五四運動的思想變化，以及革心的功效。”五四運動與五四運動健將這才不至於被國民黨劃為“左派”。

羅家倫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8）

直到中國共產黨對五四運動的強力宣傳讓國民黨很不是滋味，臺灣當局才有所警覺並態度丕變，迅速決定為爭奪“五四”的詮釋權發動五四主導權論戰。由於胡適常在美國，五四期間拿大旗的傅斯年已猝然而逝，國民黨只好推出曾為五四遊行撰寫宣言的羅家倫領軍。

從此原被戴上紅帽子的五四運動，搖身一變成了學生愛國運動與白話文革新運動，並將5月4日定成“文藝節”。1955年5月4日，羅家倫承命向大陸廣播，指五四運動是一群有文化意識的愛國青年，基於國家民族之愛的自動自發運動，是新文化運動與愛國行動的合流，與“五四”之後兩年才正式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組織無關，李大釗當時也非共產黨員。羅家倫關於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也無獨立組織的說法，同時成為國民黨的官方宣傳版本。

羅家倫認為，五四運動核心在於“外爭國權”——　打倒帝國主義，“內除國賊”——　打倒軍閥勢力，標榜“科學、民主”，因此是中國的啟蒙運動。他提出五四運動的三階段論：第一階段是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第二階段是新文化運動，解放人民思想；第三階段則是愛國運動。

同時，羅家倫指出，五四遊行當天，雖然攻進曹汝霖住宅，毆打章宗祥，二十三名學生被捕後獲釋，畢竟屬於小規模衝突；也是因為愛國學生覺得和約問題並未解決，親日政客也未打倒，必須再接再厲，才有六三遊行示威，北洋軍閥逮捕千餘遊行群眾，引發全國公憤；其後，上海、天津等地陸續響應罷課、罷市，阻止巴黎和約簽字，讓親日政客下臺免職，才初步達到愛國運動的目標。

為聲援羅家倫，國民黨多次邀胡適赴臺講學。胡適說，“五四”就是青年的愛國運動，強調自由思想，抵制教條主義、刻板主義。

面對中國共產黨提出陳獨秀以“文學革命論”帶領“五四”之前文學革命

思潮，李大釗帶動學生共產主義信仰與行動的宣傳戰，乃至魯迅等人在文學

創作上的衝鋒效果，國民黨政府被迫必須肯定胡適等人的歷史定位與發展新

文學、新文化的努力，方能解決“五四”是否由共產黨領導這一重大問題。所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以及文學解放的觀點，被國民黨重新賦予極高的評價。

事實上，傅斯年、羅家倫等人雖然發動並參與五四學生遊行，但被當做五四精神導師的胡適，卻是徹徹底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