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臺灣的九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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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臺灣當局的決定。

女兒錢易、錢輝和兒子錢行等則表達了赴臺奔喪意願，但不希望如上次探親時鬧出事來，影響先人清靜，只盼順利成行，不要再有干擾。臺灣方面受到在野黨的輿論牽引，各界關注的卻是錢家後人是否會依臺灣官方規定，簽署“參加叛亂組織自首書”，或是宣告脫離共產黨後赴臺，讓錢家左右為難，終究放棄申請錢易等人去臺奔喪，改由三子錢遜的長子錢軍以及已故長子錢拙的兒子錢松去臺，著重服在告別式會場答禮。

錢偉長無法赴臺，僅能電函輓聯，感念幼時失怙而由錢穆提攜的恩情；也抱怨海峽未通而無法赴臺奔喪的悲傷。錢易等人則說，無法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與父親作最後告別，讓子女感到相當遺憾，因此家屬決定全力實現父親歸葬故里的心願。

申請赴臺奔喪未果的錢穆子女，僅能參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亞書院舉

行的公祭。1992年1月，錢夫人遵照錢穆生前遺願，奉錢穆靈骨歸葬太湖

之濱，安葬於蘇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龍山，錢偉長親往致祭。錢穆生前數部

著作如《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等均陪葬墓

中。

政治終究是一時的，歷史始終公平而迅速地反擊在時人身上。錢穆在臺灣仍具有高度的聲望與影響力。在錢穆被迫遷出素書樓過程中不遺餘力進行打擊的###，在1994年當選臺北市長後，即為當年的無情進逼向胡美琦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地說：“遲來的道歉已沒有意義。”

主人遷出後即閒置的素書樓，被臺北市立圖書館於1992年1月6日闢為紀念館。但由於房舍年久失修，必須進行長時間修繕，直到2001年12月31日才就近委託東吳大學經營，並於2002年3月29日重新開館，擺設維持錢穆居住時舊貌。馬英九主政下的臺北市政府承諾，錢穆紀念館必定對全民開放，以發揚錢穆的風範。

馬英九代表臺北市政府，為錢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併為錢穆平反。他強調，素書樓雖是市府財產，但登記為賓館，是以招待國家重要貴賓的名義，邀請顛沛流離的錢穆夫婦長期居住，因此毫無佔用房舍的問題，更是臺北市的莫大光榮。胡美琦與馬英九共同為錢穆紀念館主持開館，並栽種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後世史學的根基。2004年，臺北市政府更進一步計劃將錢穆、胡適、傅斯年等入祀孔廟。

正視歷史　胸懷中國

一如錢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對聯：“塵世無常，性命終將老去；天道好還，人文幸得綿延。”錢穆作為一代碩儒，在史學、經學上別有成就，見證了中國的起起伏伏，雖歷經顛沛流離，卻始終未忘著作、講學，畢生為文超過一千五百萬字。這其實是奠基於一股對中華文化、傳統價值的熱愛與信仰，期盼有待來者，從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與胸襟。

尤其在傳統價值與經典不斷受到西方文化與科學精神的挑戰之際，堅持傳統需要很大的勇氣。對中華民族與歷史文化的熱愛，或許才是驅使錢穆不斷奮戰下去的原動力。

對錢穆而言，他引用顧炎武的看法，強調“亡國”與“亡天下”有本質上的差異，亡國不過是改朝換代，無改中國的文化精神與氣運；不過一旦天下將亡、文化將亡，中國也就岌岌可危了。

錢穆在治學上，主張後學需熟讀經書古籍，體會歷史通變，釐清常變的主從關係，避免煩瑣鑽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只有如此始可在史學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歷久彌新，別有見地。利用文獻本身互相釋證的治學方式，也成為當代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時錢穆一生不斷擴大治學領域，期待尋找“吾道一以貫之”的基本價值，又凸顯出他求新求變的學者性格，以及在不同層面所擴散的巨大感染與影響力。

一如為反駁民初以來以疑古為學術主流的風潮，錢穆的首部鉅作《劉向歆父子年譜》，以考證辯駁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認為許多古籍是劉歆託古改制的流行說法；他又以《先秦諸子系年》對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諸子年代、事蹟進行考證，將可疑的歷史變為信史，也終於讓歷史迴歸定論，了卻一番公案。

從新舊的角度來看，錢穆是站在維護舊的文化觀點出發，質疑當代流行說法，究竟是保守，還是批判？拉開在歷史的長河中觀察，或許當代論戰之際極易被人抨擊，但結果不證自明。尤其他以個人力量和學術專業，堅持“道統”，與大環境“政治正確”思潮對抗的氣魄，甚至直言質疑大師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