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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聽取朝臣們建議的時候，劉恆敏銳地發現大多數人在說話之時心存顧慮，並不怎麼敢過多地講些實話和真話，基本上還是以歌功頌德為主。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朝臣們不敢暢所欲言？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呢？這個問題劉恆是清楚的，那就是這些大臣們的頭上還有一把利劍在高高地懸著，這把隨時都會取人頭顱的利劍名叫“妖言誹謗罪”，經過反覆思考，劉恆認為這把“利劍”對於穩定江山社稷並沒有多少益處，弊端卻不少，前秦滅亡便是一例。正如賈山所說，“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無輔弼之臣，無直諫之士，天下行將崩潰而無人告之也。”
天下行將崩潰而不自知，亦無人告之，閉目塞聽竟然到了這等程度不亡國天理不容啊。前車之鑑不可不察，必須要廣開言路，必須要給大家創造一個講真話實話的寬鬆環境，劉恆決心拿開這把高懸在眾人頭上的利劍。
於是，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劉恆下詔廢除了“妖言誹謗罪”。
詔書略雲：“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後，有犯此者勿聽治。”
在劉恆未廢除“妖言誹謗罪”之前，不僅大臣們不敢亂說話，就是老百姓們也是不敢輕易亂說的。老百姓有時候不高興偶爾私下裡詛咒皇上或朝廷，一不小心就會被人揭發。官吏們便據此認為他們這是大逆不道，這是在誹謗皇上、誹謗朝廷，老百姓因此就犯了“誹謗罪”，遭到嚴懲那肯定是在所難免的。劉恆不忍心看到這些無知可憐的老百姓們由此而受到嚴厲的懲罰，因而他要求執法者們網開一面，不以此錯論罪。
我國遠古時期出了不少非常聖明的帝王，如堯、舜、禹、湯等，他們都是以禮賢下士、虛心納諫而聞名於後世的。其中，堯帝為了讓屬下臣子們能充分地發表自己對朝政的意見，他在宮殿外護城河的橋頭上專門立有誹謗木，提意見的人把他的意見寫好後在深夜裡把它悄悄地掛在誹謗木上。統治者看了以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但決不追查提意見的人是誰，更不追究提意見人的責任。
誹謗木的形狀縱橫二木相交，縱長橫短，今日的華表就是由堯帝時期的誹謗木演化而來的。不過，今日的華表已經不是木頭的而是石頭製成的了，其形狀比過去要美觀的多了，但是其作用也簡單了，它現今在世人的眼裡也僅僅就是一件漂亮的裝飾物了。
到了秦朝，秦始皇認為，誹謗木的設立使得臣子百姓能隨便的議論皇上和朝政，這是對皇上和朝廷的極不尊重，誹謗木給那些妖言惑眾的人提供了一個非常便利的物質條件，皇上和朝廷的威信尊嚴卻會由此而喪失殆盡。這無疑於一個人當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其結果只能博得眾人的嘲笑。因此，秦始皇果斷地下令，今後凡隨便議論朝政者按“妖言誹謗罪”論處，於是就出現了一種這樣的局面，誹謗木還在，可是如果再往上面掛意見那就是犯罪了。
漢承秦律，漢初的律法也有“妖言誹謗罪”這一條。
劉恆為了廣開言路不僅廢除了“妖言誹謗罪”，連老百姓詛咒皇上他也認為是無罪的。但是到了武帝劉徹時代，詛咒皇上卻又成了一項十惡不赦的大罪，太子劉據就是被一個叫做江充的人以“巫蠱罪”的罪名陷害的，所謂“巫蠱”就是利用一些人型道具詛咒別人，太子犯的所謂的“巫蠱罪”自然就是他詛咒了他爹武帝劉徹。
江充，一個地地道道的江湖騙子，他利用了劉徹信神信鬼、多疑好猜的毛病，透過搖唇鼓舌騙取了劉徹的信任。有一次，劉徹突然感覺頭腦異常疼痛，江充便煞有介事地對劉徹說，“一定是有人在詛咒皇上。”劉徹聞聽此言還能不雷霆震怒？立即命江充追查詛咒者，一時間京城內處處血腥恐怖，人人驚恐不安，短短的兩三個月，被江充以“巫蠱罪”迫害致死的臣民數以萬計。
對於江充的這種胡鬧，還是有人敢說話的，那就是仁慈善良的太子劉據，太子為民請命，勇敢地進宮參了江充一本。膽大妄為的江充知道太子參他以後，便索性連太子一起陷害。他秘密地派人預先在太子府的庭院裡埋置了一具小木偶（木偶上面刻有詛咒劉徹的文字），然後便帶著他那幫江湖術士來到了太子府邸，這群人在太子府裝模做樣地東翻西找，最後在庭院的一處角落裡挖掘出了那具小木偶。
“太子啊，太子，原來這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