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水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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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伏勝女兒的指點，書中的所有疑難晁錯基本上都弄清楚了。

伏勝的女兒名叫羲娥，實是當時少有的一位才女。老伏勝膝下無兒，只此一女，羲娥聰慧好學，故而老人就把他畢生的學識悉數都傳授給了女兒。老人雖是儒生，但他屏棄重男輕女之傳統習俗，晁錯才得以受惠，社會才得以受惠。善哉，伏勝。

伏勝生於公元前二百六十年，卒於公元前一百六十一年，享年九十九歲。著有《尚書大傳》一書。伏勝墓位於山東省鄒平縣魏橋鎮口子村西南，墓前立有“徽君伏生墓”和“伏勝墓序”兩座石碑。

據說原《尚書》有文章三千多篇，孔子據己所好僅保留了一百篇整，其他一概被其刪除。伏勝所傳《尚書》便是那一百篇之中的二十八篇，因用隸書所寫，人稱“今文尚書”。幾十年後的武帝劉徹時期，魯恭王劉餘拆曲阜孔家舊宅，在一牆壁之中發現有蝌蚪文所寫的《尚書》四十四篇，其中不僅有伏勝《尚書》的那二十八篇，另外還多出十六篇，該書被人稱為“古文尚書”。不知為何“古文尚書”問世之後，雖經孔子後人孔安國（第十一世孫）精心整理，但是它卻普遭世人冷遇，終致失傳。現流行於世的是“今文尚書”。

晁錯回到京城之後，劉恆召見了他，經過一席長談，晁錯的才學得到了劉恆的賞識，他很快就被聘為了博士。

在任博士期間，他給劉恆上了一道叫做《言太子宜知術數疏》的奏章，晁錯說道，“一個君王的成功，就在於他精通治國的‘術數’。太子乃未來的君王，因而必須要早早地學會這些‘術數’。當今太子雖聰慧好學，書也讀得很多，但是他卻不懂得治國的基本‘術數’，若是等他將來即位之後再學，恐怕為時已晚，到那時國家可能就會出現混亂。聖人的治國‘術數’甚多，應選一些切實可用的令太子研讀，朝中的一些大事也要讓太子陳述意見。”

晁錯的這條建議很快就被劉恆採納了，並且他也因此被聘為了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相當於太子府的總管，主管府中的日常事物。由於晁錯的學識出眾，才智過人，因而他在太子府中的威望極高，太子劉啟稱他為“智囊”。

晁錯任太子家令之時，又給劉恆上了一道關於糧食問題的奏章《論貴粟疏》，這篇奏章上的正是時候。

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這一年，朝廷的田租稅率定為了三十稅一，農民所交的田租賦稅已經相當的少了，但農民的生活依然沒有多少改觀，仍舊在貧困線上掙扎，這是什麼原因呢？

自從劉恆實行重農勤農的政策之後，天公也助了他一臂之力，連年的風調雨順，促成了糧食連續幾年的大豐收。於是乎，另一個問題又出來了，那就是糧食的價格一落千丈（劉邦建朝初期，糧食最貴時曾有“米石至萬”之說，此時已降到每石“粟至十餘錢”），農民手裡的糧食不能以合理的價格賣出去，糧食似乎又變成了一種很不值錢的物資了。

這時候的田租稅的稅率雖然已經很低了，但是農民還要承擔另一種叫做“人口稅”的賦稅，儘管這個賦稅也被調低了不少，可畢竟還是要上繳的。糧價太低，農民辛辛苦苦的在地裡忙活了一年，所剩餘糧全部賣出去也不夠上繳這個“人口稅”，只好賣掉一部分口糧。不少有錢人趁機大量的囤積，相當多的農民卻在忍飢挨餓，農民種地的積極性被嚴重挫傷，正所謂“谷貴傷民，穀賤傷農”也。

這就是晁錯所上奏章《論貴粟疏》時的社會背景。

晁錯是這樣描述農民的，“……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休息……”

晁錯又說道，“……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為此，晁錯提出了他的“開資財之道”，也就是“……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糧食的流通），所謂損有餘補不足……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錯的這項利國利民的建議立刻被劉恆所採納，“賣爵令”也就順勢而出了。

“賣爵令”規定，凡捐獻糧食到邊疆達六百石者封爵位上造，達到四千石的人封爵位五大夫，一萬兩千石以上的封為大庶長，達四千石的還可免除家中一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