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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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視對方眼睛。

烏布利希面無表情地告訴我，外國情報局成立以來一直任局長的阿克曼因為健康方面的原因請求辭職。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職並非身體不佳，而是烏布利希不喜歡他提出的走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德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觀點。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烏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辭職。50年代的東德好似清教徒社會，婚外戀屬大逆不道。

“我們認為，你應當接管情報局，”烏布利希說。這個“我們”來頭不小。確切地說，它是指中央領導人。他既沒問我是否覺得自己能夠勝任，也沒徵求我對此事的意見。我毫無精神準備。當時我年僅20多歲，在黨內地位並不高。我問烏布利希，外國情報局歸黨內哪位領導人負責。他讓我直接向他彙報。

不到一刻鐘，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腦袋裡卻仍是一片混亂。回到辦公室，看到阿克曼下臺後擔任代理局長的施塔爾曼正在等我。我內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對這項任命會如何反應。像他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經驗豐富的人難道會心甘情願地把權力讓給一個飛黃騰達的毛頭小夥子？沒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他開啟保險櫃，取出裡面不多的幾份檔案遞給我。研究檔案從來就不是他的強項，卻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施塔爾曼把一串鑰匙順著桌面推給我，說：“沒我事了。祝你好運！需要我幫忙，儘管說！”我趕忙出去買了套西裝，準備第一天上任時穿。想到馬上要坐到這張巨大的寫字檯後面，內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為什麼挑選只有一年零四個月情報工作經驗的我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49年10月剛剛成立，它的各級官員只能邊幹邊學了。阿克曼顯然推薦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與蘇聯乾絲萬縷的聯絡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時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心甘情願在一個鎮壓機構工作。首先，我並不認為情報局是鎮壓機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責任感，黨的紀律以及冷戰時期的需要也決定了我不可能拒絕這項任命。

50年代西方動輒指責我們不可能對周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理由是我們經歷過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覺出種種跡象。此話差矣。當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經歷恰恰產生了與此相反的效果。我們始終覺得斯大林的所作所為乃出於不得已。面對兇惡的敵人，他不能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對二三十年代蘇聯國內冤假錯案波及面之廣，我們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以後扞衛蘇聯在東歐國家的戰略地位時，我們無法識別種種謊言和狹隘的報復行為。

鑑於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友處心積慮地阻撓我們在德國這塊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這一方為了實現宏偉理想也不得不採取一些曖昧的做法。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我們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為自己的這種行為做辯解，1989年才從夢中恍然驚醒。有些人稱我們的制度建立在彌天大謊之上。我仍無法接受他們對我們說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制度是建立在種種託辭之上的。

我接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後，烏布利希直接領導我們只有半年左右的時間。1953年春天時，我們局已歸威廉。蔡瑟領導。蔡瑟是政治局委員，兼任國家安全部部長。他閱歷豐富，是一位受尊敬的東德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曾在中國執行過秘密使命。西班牙內戰時，他擔任國際縱隊第十一旅旅長。我們倆配合得很好。換言之，他放手讓我開展工作。每週他只給我一小時彙報工作。還沒等我講到存在的問題，時間就到了。他篤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正在主持編輯新德語版列寧選集。他更願意討論這部選集的翻譯問題，而不是聽我彙報。他的寫字檯上通常堆放著這套選集的翻譯手稿，而不是我們遞交的情報。

1953年的復活節剛過去不久，我上任後的第一場大禍從天而降。我們局內經濟情報處的官員克勞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個叛逃的東德情報官員。這件事後來被稱為火山事件。我個人受到沉重打擊。我由此意識到，新組建不久的外國情報局的安全還遠遠沒有得到保障。不僅如此，克勞斯選擇了一個假日週末叛逃，一連幾天都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蹤。西德反諜報機構因而有足夠的時間從他那裡瞭解到他掌握的潛伏在西德境內的東德間諜的一切情況，並動手將他們逮捕。而我們仍未意識到他們處境危險，更不要說想辦法營救他們了。西德副總理弗朗茨。布呂歇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克勞斯提供的情況，西德一共逮捕了35名間諜。他這是誇大其詞。我們決不會允許任何情報官員瞭解我們在一個敵國內如此多的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