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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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高，風險也會越來越大。我感覺到，她渴望得到來自更高一級的保證，於是邀請她來東德。她在回信中說：“不管風險多大，只要能在那種親切的氣氛中見到你，和你交談，再難也值得。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都這樣認為。”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加比雖是個出色的間諜，但不大好伺候。她為我們工作期間，我先後共和她見過7次面。
我發現，這種所屬感……感到自己屬於某個小團體，某個為了崇高理想而奮鬥的由優秀成員組成的秘密組織，對於那些出身中上層階級，個性強而複雜的西德人尤其重要。人們經常問我，為什麼我們吸引了大批這類家庭背景的人為我們工作。部分答案也許就在這裡。我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把個人理想與為之獻身結合起來的機會。這在許多發達國家的社會里並不常見。
80年代期間，加比傾注全力分析北約組織在東西方問題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後果。她和我一樣，為安德羅波夫1984年逝世後蘇聯陣營內越來越嚴重的停滯不前感到憂慮。這時，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難行。我們都意識到蘇聯外交政策上的嚴重失誤以及它給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造成的影響。
出乎我意料的是，從70年代末起，加比開始提出一個觀點，認為自發的改革運動有可能擴充套件到波蘭以外的其他衛星國。她的看法尤其令我驚愕，因為它與我自己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謀而合。但那時我還不願，也不能公開我的看法。現實高官方的宣傳越來越遠，與馬克思的理論也南轅北轍。我對時局感到困惑，儘量強迫自己不去想這些事。
加比在事業上青雲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極大信任。1986年，她奉命為西德總理準備一份關於西德公司涉嫌參與在利比亞建造一座化學武器工廠的報告。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後，她被提升為西德情報局蘇聯陣營政治司副司長。這是由婦女擔任的一個極為高階的職務。我們讓她自己決定提供什麼情報。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樣，我們對自己的專家絕對信任。
生活在這樣一個鏡子世界裡，人們自然會問：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員？我可以說，她既為我們，也為西德情報局提供了完全客觀的分析。她知道我們的興趣所在，三言兩語就把我們需要的情報歸納出來。她的報告一般不超過4到5頁。也許她為了填補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撲在研究上，不管是為我們還是我們的敵人。最重要的是，透過加比，我們掌握了西德情報局在東歐及東德問題上的思想動態，從而使我們能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加比為我們工作是出於堅定的個人信念。但和潛伏在其他要害部門的間諜一樣，只有為敵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觸到我們需要的情報。
根據加比提供的訊息，我們還掌握了一些可能潛伏在東德的西德情報局特工人員的線索，雖然這方面的情報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透過西德的所謂“黃條情報”擴大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瞭解。黃條情報是指西德情報局搞來的關於自己盟友的情報，主要透過西德設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爾一加的斯附近的一個代號“北極海”的監聽站得到的。“北極海”建於30年代納粹與佛朗哥政權關係密切時期。這項代號為“佳餚”的監聽行動監聽美國大使館與中央情報局地面站使用的歐洲與西非和南北美之間的通訊線路。西德情報局裡所有涉及其盟國的情報上都加有一條黃線，確保它們不致被誤轉給盟國，以免在夥伴面前洩露天機。受過專門訓練的西德情報人員和警察用解碼技術可以破譯14個友好國家的無線電訊號。西德情報局和土耳其情報組織有密切的合作關係。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西德是惟一能夠替英國破譯阿根廷無線電通訊的國家。由於西德的這種技術能力，加上我們透過加比和其他間諜對這種能力的利用，我們蒐集起情報來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摸摸幹著這種竊取美國盟友情報的勾當，我們則坐收漁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垮臺之後，加比暴露了。我後悔莫及。當初讓她早點脫身就好了。那樣她可以隱藏得更深一點。直到最後一刻，她都沒有出半點紕漏。1990年初，當我們認識到德國統一勢在必行時，我的繼任人把她叫到薩爾斯堡通知她，我們的工作即將結束。所有涉及她與我們合作的檔案已經銷燬。
然而，統一臨近之時，一些曾在東德情報局幹過的人為了使自己免於受到西德的起訴，不惜出賣他人。我們的一位高階官員，卡爾·格羅斯曼上校（與接替我的外國情報局局長沃納·格羅斯曼同性）的背叛最為惡劣。雖然他並不直接瞭解加比的身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