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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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受到的審查要嚴格得多。
我們指示紀堯姆夫婦暫時按兵不動，不要急於在新政府內為自己謀求一官半職。他倆於是靜以待觀。不出我們所料，西德安全部門對紀堯姆進行了詳盡的審查。日後擔任西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海倫布羅赫證實，對紀堯姆審查之嚴超過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沒有發現任何疑點。然而西德反諜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分析人員仍有兩點疑慮。負責人事的勃蘭特辦公室主任埃姆克決定親自找紀堯姆談一談，澄清事實。
紀堯姆神情坦然地解釋了當年在東德大眾與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況。埃姆克所有疑慮頓消。紀堯姆暴露後，埃姆克驚得說不出話來。但有一個人始終對紀堯姆心存疑慮，即勃蘭特最親密的顧問、東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貢·巴爾。巴爾告訴埃姆克，他對調紀堯姆到勃蘭特身邊工作很不以為然。“也許我冤枉了這個人，可他的過去實在讓人不放心。”
最後還是沒有聽取反諜報機構對紀堯姆所持的保留意見。理由是，當時移居西德的東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許多移居西德的東德人覺得為了向西德政府證明他們的反共誠意，只有揭其他東德人的短。再說，西德政府中的幾位高階官員，如勃蘭特的內政部長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黨黨員均來自東德。那位自民黨黨員儘管原是東德人，政治上仍負責西德的反諜報機構。
其他社會民主黨人討厭紀堯姆是因為他平時慣於阿諛奉承，而且討論不關他的事時總喜歡湊在一邊。今天回過頭來看，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新的一屆政府決心重新整理政治。埋頭苦於，精力充沛和朝氣蓬勃的人比舊日按資排輩在官場混的人更吃香。這種新風氣對紀堯姆這樣既沒受過高等教育，官場上又沒靠山的人十分有利。當然，大人物的賞識和提拔也不無作用。紀堯姆的後面有與他情投意篤的萊貝爾撐腰。因此最後選中了他。1970年1月28日，我們幾乎未費吹灰之力，就在西德總理辦公室安插了我們的人。
紀堯姆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人選。萊貝爾和其他的工會領袖希望總理府內有一個心腹，幫助推動社會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後來勃蘭特也想同工會建立一條聯絡渠道。紀堯姆擔任這一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政府各機構和教會聯絡的總理首席助理，一年後，又升為高階文官，直接歸總理辦公室主任埃姆克領導。不過，雖然埃姆克覺得紀堯姆很能幹，但始終對他存有戒心。
人們常常問我，我們情報局是否因紀堯姆的幫助對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的意義做出了清楚的判斷。換言之，為了搞到這些情報，是否值得冒有可能殃及勃蘭特東方政策的政治風險？我們對總理辦公室內安插的人的最大期待是：國際危機尚在醞釀期間他能夠及時向我們發出警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是紀堯姆的工作要義。他調到波恩前，我曾對他和其他間諜講過，我們並不期待勃蘭特的新政府偏離北約的政策，或是放棄重整軍備的道路。但我認為新政府有可能會採取步驟，緩和歐洲的緊張局勢。這一事態發展值得高度關注。
我們給紀堯姆的任務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透過他隨時掌握勃蘭特政府的情況。該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內部的鉤心鬥角。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尤其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員眾說紛紜，各持己見。1970年3月勃蘭特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維利·斯多夫在東德首次會晤前夕，紀堯姆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檔案。加上透過從其他渠道得到的情報，我們對勃蘭特的意圖和憂慮有了更好的瞭解。
紀堯姆的價值越來越高。1970年5月中旬，社會民主黨計劃在薩爾布呂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需要在當地設立臨時政府辦公室，處理日常國務。紀堯姆擔任了該辦公室主任。由於工作的關係，他竟一下子成了該辦公室與西德外國情報局之間的聯絡人！紀堯姆毫不費力地主持了辦公室的工作。對他的幹練和過人的工作精力，大家眾口一詞。此後，他又獲准接觸所有的機密。
然而對於東德來說，他的真正價值在於他的政治嗅覺。根據紀堯姆的判斷，我們得以很快得出結論，勃蘭特新近奉行的東方政策雖然內含種種矛盾，但卻標誌著西德外交政策發生了真正的變化。我們心裡因而有了底，確信勃蘭特和其盟友並非居心叵測。從這個意義上講，紀堯姆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促進了緩和。紀堯姆繼續福星高照。負責社會民主黨競選事務的主任羅伊申巴赫當時正在競選議員。他建議1972年大選前由紀堯姆接替他的工作。勃蘭特1969年才出任總理，距任職到期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