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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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邊兒。30年代，照相館的生意越做越大。戰爭爆發後，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紅火，為身著戎裝的青年拍下一張張照片。這些照片往往是他們的妻子和親人儲存的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第二次大戰期間，博姆因參加過共產黨被編入最危險的罪犯大隊。納粹把他們認為思想上不可靠計程車兵都編到這支部隊裡，派他們執行自殺性的任務。然而博姆大難不死。波俾特則在前線的一支防空部隊裡服役。戰後兩人重逢後，商定一起成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後告訴我：“博姆向我講述了他對一個新型的和平社會的憧憬。1945年後的日子裡，社會上盛行虛偽之風。他卻不怕受迫害，大膽陳述己見，我感到痛快極了。博姆的為人體現了表裡如一的品質。”

戰後，博姆繼續公開地宣傳共產主義。美國佔領當局因此拒絕給這對兄弟發營業執照。博姆一怒之下，離開表弟，跑到東德。波斯特來到父親的公司工作。他是一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在他的領導下，公司規模10年內擴充套件了10倍。他用他的那部分公司利潤分成買下了位於紐倫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廠，西德成立後，它成了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廠之一。

博姆事業上也很成功，雖然是在另一個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社會里。他在文化部管轄的東德印刷行業裡擔任文化出版局局長。該局裡派駐有情報局的人，一至兩名安全部出版處的官員。到底是博姆介紹他們認識波斯特的，還是像我當時聽到的那樣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50年代中，這兩位官員在萊比錫貿易展覽會上結識了年輕的波斯特。與他交談後發現，他理解東德對西德重整軍備的關切。我們的人於是建議他打入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向我們提供有關該黨的情報。

這一下可惹惱了這位慣於獨斷專行的企業家。波斯特約見了表哥，並向他表示，他很樂於協助東德瞭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況，但不會當它的傀儡。說來也巧，我那年夏天在捷克的溫泉療養勝地卡爾斯巴德剛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兒正接受降血壓的治療。“我表弟個性很強，不會隨波逐流，也受不了別人的指手畫腳。可他想就兩個德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交換看法。你幹嗎不直接找他談談？”他問我。

我第一次見波斯特是在博姆位於東柏林郊外的週末別墅。波斯特不客氣地批評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現狀。我試圖向他解釋，許多過火行為都是對付西德威脅的結果。他搖搖頭，大不以為然，活像是視察一家經營不善的工廠的管理學諮詢專家，指出我們的問題主要是人為的。從邊界警察粗暴地對待外國旅遊者，到造成經濟一蹶不振的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國營商店來說吧。如果交給我管，我可以讓它們和我在西德的攝影店一樣，買賣興隆，財源滾滾。”

當時，我的思維方式還停留在對待一切社會主義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平上，對波斯特如此尖銳的批評感到很難接受。聽著他不加掩飾地…一數落我們的種種失敗和缺陷，我頗感惱火。然而在有些問題上，我不得不承認他講的有道理，如我方宣傳內容極端枯燥無味，而且以偏概全。

儘管波斯特對東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認為東德的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它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傳統比西德的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他在自己的企業裡推行勞資合營的做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這種政治傾向。波斯特和我們的許多商人間諜一樣富於幻想。一分鐘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國市場引進日本照相機和電器產品作出全面嚴謹的分析。他正是靠這一戰略一躍成為百萬富翁。轉眼之間，他又沉湎在對一個更合理、更合乎正義的社會主義歐洲的幻想之中。

我對他日常的具體工作十分著迷，渴望從他這裡更多地瞭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對這一制度口誅筆伐，其實並不真正瞭解它。而波斯特卻想拉著我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許我這個社會主義者的軀體內有個資本家拼命想掙脫出來。而波斯特的情況正相反，一個社會主義者竭力想鑽出一個資本家的軀體。反正我倆成了好朋友。我們的友誼並不限於情報工作。

波斯特告訴我，他討厭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軍國主義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魯士價值觀，實在做不到與這些人為伍。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使他想起二次大戰前保守的天主教中間黨。面對希特勒的威脅，該黨毫無作為。他最後加入了自由民主黨，一個戰後成立的政治上屬於中間派的政黨。企業家通常選擇該黨，作為自己政治上的歸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黨員的身份，利用各種關係探聽西德重要人物的觀點，如日後成為西德總統的瓦爾特·謝爾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