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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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會進一步加劇。同時，我越來越懷疑，雙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勢正在發生的變化並抓住變化帶來的機會。我開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轉入寫作。然而劍拔弩張的形勢令我難以脫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遲做出決定。
別看莫斯科外表氣壯如牛，我深知美國採取強硬立場將使蘇聯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松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第二輪談判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對吉米·卡特的當選我們毫無準備，最初手頭上有關他的材料少得可憐，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種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訴我們，這位新上任的總司令同樣沒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視。我們聽說後感覺才好了一點。卡特上臺後宣佈了破記錄的高達157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用於建造MX和三叉戟彈道導彈，巡航導彈，新核潛艇以及擁有100000餘人的新預備師。莫斯科對此驚恐萬分。一位蘇聯著名核戰略傢俬下對我說：“我們拼經費可拼不過他們。謝天謝地，多虧我們在其他地方比他們強！”
此時，東德與西德已繞過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會民主黨政府內擔任議會黨團主席的實權人物赫伯特·魏納對美國的核戰略政策憂心忡忡。為不使波恩與東德的聯絡中斷，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透過他的助手維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機密檔案。他對華盛頓的真實意圖的滿腹狐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魏納毫不客氣地批評美國人：“中央情報局在兩個德國之間挑唆戰爭。這不是什麼新發明。中子彈就是專門為魯爾區和柏林設計製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樣信不過卡特。倒不是懷疑他居心叵測。問題是他什麼都想試試。這種態度很容易引出亂子。”
前面提到過，我認為魏納知道他的助手與東德有染。他本人對共產主義制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們暗示，為了扞衛德國的利益，稍有核衝突的苗頭，他會立即通知東德，不管他本人會冒多麼大的政治風險。他還透過安排雙方交換間諜的律師福格爾進一步發展了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聯絡。最終魏納對昂納克的信任恐伯超過自己黨的領袖。我們甚至透過西德方面的人得知，魏納留下遺囑，他死後私人檔案存放在東德。
美國政策不可理喻的轉變令我們忐忑不安。與此同時，這段時間蘇聯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也令我們頭痛不已。昂納克思想上剛剛轉過彎子，準備根據新的東方政策調整對西德社會民主黨人的看法時，莫斯科即發出了剎車的訊號。
專門負責與我個人聯絡的蘇聯諜報官員布達欣向我提出的問題表明，儘管兩國官員頻頻舉杯祝酒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莫斯科與東柏林的關係註定是聾子的對話。建造一條穿過東德領土的漢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條東西德航運河道也好，或是與西德的產業巨頭克虜伯或赫希斯特談判生意也好，每次蘇聯人都表示懷疑和反對。通常這會導致又一次推遲雙方期待已久的昂納克與施密特的會晤。
昂納克有一種幻覺，以為他可以單槍匹馬地解決這類問題。加之東德國內模仿蘇聯對其領導人搞的個人崇拜對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飄飄然。他從魏納處得知蘇聯人與波恩揹著東德秘密會談後，漫不經心地說：“沒有我們在場，他們什麼也決定不了。”歷史證明這是他的一大失誤。
我自己也是棋錯一著，過分依賴蘇聯而沒有認識到這樣做的後果。蘇聯是我生活學習過的地方，我對蘇聯畢生懷有深厚的感情，同蘇聯諜報官員交情頗深。受此影響，我以為克格勃把我們情報局當成一個平等的夥伴。我知道莫斯科從我們這裡源源不斷地得到了大量情報：如有關他們正面之敵的政治和軍事情報，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編寫的電子偵探的技術手冊，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姓名與工作方式以及數量驚人的科技情報。由於忙不過來，這位蘇聯聯絡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幫助處理收到的這些情報。而我們從蘇聯人那兒得到的情報則少得可憐。不過蘇聯諜報機構的高階官員對此狀況供認不諱，並儘自己的力量設法改變這種現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變革都是步履蹣跚，我竟昏昏然認為莫斯科始終會把我們置於他們外交政策的首位。斯大林、赫魯曉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代一直是這樣。因此，1989年戈爾巴喬夫決定把我們交由北約組織處置時，我們彷彿當頭捱了一棒，瞠目結舌。
話說回來，對蘇聯人儼然以佔領國自居，毫不顧忌東德人感情的行為，我們已習以為常。昂納克常常向莫斯科表達他對在東德領土上集結大量的武器、軍隊外加現在的核導彈的關切。然而他實際具有的影響並沒有自己想象的
